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视野以及“人文史”构想-焦点速讯

二十三年前，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在北大勺园举行成立仪式暨研讨会，嗣后在《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4日）上刊出严家炎、谢冕、孙玉石、钱理群、洪子诚、温儒敏、胡军、陈平原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笔谈”。我在《权当“编后”》中谈及该中心的宗旨：“除了‘学术创新’‘世界一流’‘人才基地’等闭着眼睛也能想到的套语外，该中心的宗旨，还有这么一条：研究艰难中崛起的‘二十世纪中国’，希望在重铸‘民族魂’以及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及文化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了解北大的历史传统及其现实处境的读者，当能明白这句大白话背后隐含的学术‘野心’。”今天回望，终于明白当初所说的“这是一个需要志趣、激情、想象力以及严谨求实精神的事业，同时也很可能是一条布满荆棘与陷阱的坎坷之路”，确实很有预见性。所谓“坎坷之路”，没有踏上之前，说起来很轻松，明显低估了其挑战性。多年来，中心虽也做了不少事，但与原先设想相距甚远。一方面是自己及同人才华有限、努力不够，另一方面则是时代变化太快，我等志趣与能力亟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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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十年前撰《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5期），到十年前写《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2期），再到最近的《“新文科”视野中的“现代文学”》（《探索与争鸣》2022年9期），既蕴涵个人的心路历程，也折射了时代的光与影。一转眼间，岁月蹉跎，青年学者变成了老教授，好在屡败屡战，还步步为营，没有彻底放弃。翻阅学术史或思想史，我们常会感叹，有的时代天才成群结队，有的则寥落晨星；关键不在个体的智商与业绩，而是学术氛围、共同体的形成以及时势/风气的转移。之所以不满足于个人教书与著述，还在寻求校方支持，组建研究团队，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造大船”，而是希望借此呼唤同道，激浊扬清。

最近二十年，北京大学注重古代中国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术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相对而言，在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方面，现代中国研究显得滞后。在我看来，这与北大的历史地位、崇高声望以及学术传统不太相称。有感于此，去年1月24日我致信时任校长郝平先生，建议成立实体性质的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院”，推动北大的现代中国研究。此信得到郝校长以及王博副校长的首肯，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申请与审批。过了一关又一关，终于在今年3月10日拿到正式批文，成立轻实体的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本想趁热打铁，五四前后举行成立大会，不曾想疫情变幻莫测，只好一再延期。眼看不能再拖了，决定举行迷你版的“大会”，先开门营业，日后再广而告之。明知这么做礼数不周，但特殊时期，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研究所取名“现代中国”，可见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晚清以降一直到当下的中国；至于冠以“人文”二字，既是一种自我限制——不讨论军事、政治、经济以及自然科学，也是一种扩张——希望兼及文学、艺术、思想、学术、教育、媒介等，借重新构建近代以降中国人文学术的知识体系，为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提供学理支撑。

前有研究中心二十年业绩打底，后有学校兼及古今争创一流宏愿的指引，加上国家提倡“新文科”的政策支持，如此天时地利人和，方才促成“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的诞生。

今天谈论“新文科”，很多人基于对现有的学科体系不满，希望重绘知识版图。这里包含学术中心转移、文化霸权争夺以及文艺复兴前景的预设，不纯然是知识层面的考量。但我没有那么乐观，主张谨慎行事，将个体性的学术探索与体制性的教学实践分开，后者移步变形，力争在与现有学科的对话中，不断拓展空间。至于前者，则不妨借“新文科”的东风，重新调整自己的学术姿态，兼及外部观察与内在体验、凸显技术含量与生命情怀，实现经典化与战斗性的统一（参见陈平原《“新文科”视野中的“现代文学”》，《探索与争鸣》2022年9期）。

这方面的工作，此前我做过不少尝试，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术史，再到新世纪的大学文化、都市想象、图像叙事、声音研究等（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7期），不敢说有多大成绩，但一直在寻寻觅觅，希望能达成某种跨学科的视野、跨媒介的方法、跨文体的写作，来呈现有人有文、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这一持续多年的探索，与当下正热火朝天展开的“新文科”建设，有某种契合之处。但必须承认，在我那里，只是个美好的愿景，离真正落到实处，还有十万八千里。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以“学在民间”的理念及姿态，从事若干学术组织工作。如何兼及个人的志趣与群体的合作，这里的内心纠葛与外在陷阱，不是很容易克服的。好几个写作/出版计划设计很好，效果欠佳，“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其中缘由，除了研究中心是虚体，北大同人更擅长单打独斗，再就是我担心“一将功成万骨枯”，委屈了年轻的合作者，不敢奋力推进。结果是：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确实做了好多事情，如主编《现代中国》集刊、学术史丛书、文学史研究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等，但很难说哪一件在学术史/思想史上真正站立得住，且传得下去。这回得到学校的鼎力支持，得以改换门庭，从虚体转为实体，一定要吸取以往的教训——分清主次，集中精力，至少做成一件值得传下去的好事。申请书上开列了一堆清单，准备做好多好多事情，但我心里很清楚，成败得失，就看能否编撰好拟议中的《现代中国人文史》。

现代学术的发展，固然后出转精，但也造成各学科自筑藩篱，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因而“人文”的整体面貌越来越模糊。确立此前未见使用的“人文史”概念，意在打破越来越精细的研究领域划分，将各人文学科的思考融会贯通。关注文学史、艺术史、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媒介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但不是简单拼合，而是在各种结合部用力，透过相互间的区隔、纠缠与对话，挖掘其中蕴涵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变迁。换句话说，借“自然史”“社会史”“人文史”三足鼎立的思路，重构学术视野与论述方法。

《现代中国人文史》初步计划以“人文”为视角，描述晚清以降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预计12卷左右，总字数600至800万，费时大约十年。该项目将分短、中、长期进行。短期计划（2年）是完成《现代中国人文史》的总体设计，全面启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部分，完成并出版《现代中国人文史》“新文化运动卷”，作为样本向社会展示，以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凝聚共识与积聚力量。

这套大书的工作目标不是个人/独创/项目，而是集体/综合/传播，主旨是让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得到积淀，并以某种简约的、兼及专家与大众的形式呈现。这里需要工作思路及写作体例的创新，也需要组织手段的变通。具体说来，就是找到一种既能集合学界力量，又能发挥各自特长，还能显示一时代学术发展方向，出大成果而又不太委屈合作者的知识生产方式。

至于压在纸背的心情，则是对眼下以项目为中心、以评奖为标的、基本上漠视读者及社会需求的学术生产方式不满。多年前我曾谈及，拒绝“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必须是“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初刊《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去年我出版《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21），在“自序”中称：“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这一学术理念，蕴涵着80年代的理想与激情，以及90年代学问与政治的张力，跟今天已经充分专业化、学科化、工程化的主流学术，有不小的距离。

如何协调个人理念与时代风气，对我以及刚刚成立的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既坚守基本立场，又学会灵活变通，可以妥协，但不折节；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取得成果为旨趣，出水才见两腿泥。也会有若干常规表演，但最想做的，是为学界及大众贡献一套可读、可赏、可存的大书。至于完成“人文史”后，还有何伟大构想，那个饼实在太大了，暂时还是不画为好。（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为作者2022年9月25日在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