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明之际文坛的“诗非穷而后工”说-每日观点

(资料图片)

元明之际，彼时因政局混乱及思想控制的松动，文人的思想活力获得极大释放，因而文学思想较为活跃。文人群体往往突破承平时期的种种限制，拓展创作的空间，更对传统诗学观念有所生新与变革。其中，一个传统的诗学话语，“穷而后工”被旧话重提。值得玩味的是，此际文人非但丧失仕进的机会，甚至穷困潦倒、避乱山林，却反对“穷而后工”，这来源于易代文人特有的儒者心态与生命意识。对“诗非穷而后工”的论说，可管窥元明之际文学思想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诗非穷而后工”的内涵

“穷而后工”作为传统诗学观念，渊源有自。屈原“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即是此意，司马迁评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列传》）将其进一步转化为文学创作论领域的观点。至北宋欧阳修，将发愤抒情概括为“穷而后工”说，谓：“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自此，“穷而后工”成为涵涉创作论与批评论的诗学话语，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诗人志不获伸而内有忧思，可言他人所难言，艺术境界亦因此而超迈。

元季哀世，战乱频仍，诗坛不乏艰深危苦之辞。哀世有变风变雅之音本属正常，却招致一些文人的反对，以“穷而后工”为非。刘永之即是一例。刘永之，字仲修，清江人，号山阴道士，少时随父游京师，后与同郡文人彭镛、杨士弘、梁寅、刘崧诸人游，以讲学论诗为尚。刘永之不满季世变音，云：“昔之论诗者曰：诗人少达而多穷。或为说以解之曰：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耳。是二者皆非也。惟不以穷达累其心，而后辞有大过人者。……不得志于时，而其胸中超然，无穷达之累，故能发其豪迈隽伟之才，高古冲澹之趣，以成一家之言，名世而垂后。”（《刘子高诗集序》）此论可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首先，他认为人穷而后诗工作为诗歌创作论具有简单之弊，并易导出羁穷愁叹、哀思流糜的诗风，他显然不满于此种诗风。其次，他认为诗工与否无关穷达，而在于诗人是否具有不为物累的超越心态。惟穷达不累于心，则可超越个人际遇而有垂世之作。其友刘崧亦持此观点，曰：“昔人谓诗能穷人，信然乎哉？将诗必穷，而后工也，则穷之于人，必有不苟焉者矣。……然视其志，嶷然而不挫，视其色，侈然而不忧。方长吟短咏，行歌坐啸，怡然自得，宜其诗之达于工也几矣。”（《钟祥诗集序》）刘崧此论与刘永之颇为类似，其关注点在于诗人之志与色，而非穷与达，这显然超越了“穷而后工”的理论范畴，更强调不为物累的个人境界与儒者的生命力。总结来看，“诗非穷而后工”的理论内涵无外乎两点：其一是超越个人穷达富贵，主张不为物累的超越性人格，如此为诗而易工巧；其二是反对困厄无聊之辈的凄然愁苦之辞，倡导豪迈隽伟、怡然自得的审美趣味。

“诗非穷而后工”说的形成

“诗非穷而后工”说虽受到元延祐以来雅正诗风的影响，但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心态与出处态度的变化。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特征，汉人出仕艰难，南人尤甚，元代盛行的干谒之风即源于此，士人功利之习胜而躁竞之风行。因此，江南文人普遍经历由积极仕进到甘守山林的心态历程。但其间亦有区别：有些文人仕进不能，加之遭遇元季战乱，便遵循儒家待时而动的处世哲学，蛰伏山林以待世运清平，宋濂、刘崧、危素诸人可归于此类；有些文人则彻底断绝仕进的念头，怀道而隐，讲经论史以践行儒者之道，刘永之、陈谟、梁寅诸人可归入此类。待时而动与怀道而隐两种出处态度，可从文人诗文中窥见一斑。刘崧曾言：“进退时也，用舍命也，而彼此远近一致也。”（《送刘嗣庆还安福序》）而怀道而隐的诸人，仅从其字号上便可得之。例如陈谟，时人称海桑先生，其集名曰《海桑集》，可见其遗世高蹈之风。再如梁寅，结庐石门山，学者称石门先生。胡行简，元末讲授乡里，其集名《樗隐集》，可见其隐士之志。泰和梁兰，隐居不仕，以“畦乐”自居。同为面临出仕不能的现实难题，元末文人能生发出以上两种心态，既是出于年齿不同之故，例如刘崧、宋濂诸人正值壮年，而梁寅、陈谟则垂垂老矣，更在于他们对行道方式的态度差异。

两种士人心态与出处态度皆可导出“诗非穷而后工”说。怀道而隐的文人倾向于模糊穷、达二者的界限，具有超越个人际遇的儒者胸怀。刘永之对“穷而后工”说的反对，实际上是对儒者因志不获伸而哀叹穷苦之辞的人生模式的否定，进而反对此种诗风：“使其感愤郁积，出为羁穷愁叹之辞，譬之寒蝉秋螾，哀吟悲唱于灌莽之中，以自鸣其不幸，其言虽工，何足取哉！”（《刘子高诗集序》）因此刘永之、梁寅诸人好李白、陶潜诗，永之“前有一尊酒，斟酌雅平生”（《前有一尊酒》）颇具太白逸气，陈谟则将太白之道归结为“涵养以昌其气，高明以广其识，汗漫以致其约，脱略以通其神”（《书刘君子卿诗稿》）诸语，之所以如此，正是出于对其不畏穷达的超越气象的赞赏。待时而动的文人则倾向于强调儒者在遭遇低谷时的生命力，刘崧“乱石满江滩路浅，唱歌踏水负薪来”（《出石门滩舟行书所见七首》其一）之语正是此种生命力的展现。因此，刘崧诸人否定“穷而后工”，实际上隐含着对身居清要之职而行儒者之用的向往，其“贵富利达，高视雄踞，发辞吐气，能赫然如虹霓，轰然如雷霆者，吾固不得而发之也”（《钟祥诗集序》）之语，正是此种心迹的流露。

“诗非穷而后工”说与易代文人的创作履践

元明鼎革，不同的出处态度不仅导致文人人生模式的差异，更进一步影响诗文创作履践，将“诗非穷而后工”说与其诗作结合考察，可见持此观点的文人在入明前后的创作变迁。刘永之于洪武初被征至金陵，旋以疾辞归，陈谟、梁兰诸人亦如此，依然坚守山林，拒绝出仕。而危素、刘崧、朱善等待时而动的文人则终于迎来海晏河清，于是走出山林而积极仕明。两个群体的不同选择，亦影响其诗文创作的走向。前者如刘永之，入明后依然寄情山水、咏歌如故，在离开金陵时为别宋濂所作诸诗，展现出其历来所具有的诗歌风貌与艺术水准，“预从山顶结茅屋，待得先生跨鹿来”（《酬别宋赞善大夫景濂四首》其四）一句，勾勒出刘永之遗世独立的隐士气象，可见其践行的依然是元末以来的“诗非穷而后工”说。而刘崧等人则并未如其设想的那般，在食俸明廷、身居要职后发安闲雍容之辞。其入明后的诗作盖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以“鸣盛”为底色的应制诸作，一类为抒写个人怀抱的私人创作，而后者并无志得意满之辞，却常有遥想山林之叹：“山林真乐安可忘，时援绿绮歌清商。自来南京直大省，长对新图怀故乡。”（《题昆丘山水图为李德昌赋》）“不如万事俱不闻，且与痛饮樽中醁。”（《送潘郎中迪允谢病归山阴》）再无元末隐逸时“丈夫志气倾海岳，一笑已觉形俱忘”（《夜宴富滩郭氏西庭和答九洲萧征士并柬履理履祥于渊贤伯仲》）的洒脱豪迈。而危素入明后虽勉力为官，却以贬官合州并郁郁而终而收场，其入明后更是再无诗作。刘崧、危素等人在明初诗歌气度的降格甚至生命力的枯萎，并非出于创作能力的下降，而是源于此时政治环境的恶劣与文人面临的仕宦窘境，以至于其富贵利达而吐安闲之气的诗学追求终未实现。实际上，希望落空的又岂止刘崧诸人，他们的前辈虞集，在元朝身居馆阁、显赫一时，但始终处于权力外围，不过行品评文物、讲经说史之事。而明朝虽为汉族政权，但文人又面临新的政治环境与仕宦难题，这也注定他们建立在出仕基础上的典雅雍容诗学理想的旁落。而能代表其诗歌艺术水平的，依然是收录危素元末作品的《云林集》与刘崧等人别集中的元末诸作。作为文史研究者，当然需要钩沉诗学主张与创作履践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但同时作为诗歌读者，又很难不为此种诗学理想的落空而动容。

（作者：陈光，系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