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对欧美明清诗文研究的取径与寻觅——读《西海遗珠》

(资料图)

在过去三十年中，海外汉学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的迻译与引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较之于专人专著对学者研究理路的完整展露与核心学术话题的有力聚焦，遴选单篇论文编译成集往往更能呈现某一时期丰赡纷繁的学术研究整体面貌，也更便于突显相关领域积蓄生成的学术史发展脉络。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就已选译出版了《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首发以论集形式编译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之嚆矢。迨至九十年代，王守元主编的《海外学者评中国古典文学》、莫砺锋主编的《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乐黛云主编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与《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相继问世。作为最早一批汇聚西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的论文编译集，这些通代论集的选目清晰地映射出当时学界关注的共同倾向：对中国早期文学选集与经典的文本析读，对宋代以前作家典范及诗歌类型的个案考察，对白话小说及戏曲艺术的比较研究，对抒情美学与叙事技法的双向探赜。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些论集中，讨论明清诗文的文章存数寥寥，不约而同地近乎“失声”。这种译介的“缺席”固然与海外汉学自身对明清诗文的关注发轫较晚有关，但国内本土明清诗文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西方相关成果及时得以译介的可能。

随着新世纪以来明清诗文的“走出冷落”，西方学界有关明清诗文的研究成果逐渐进入国内视野。最为典型的是在美国学者伊沛霞主编的《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丛书中，明清作为帝制晚期与中国近世的重要时段，在妇女史、宗教史、思想文化史等卷中占据了不轻的分量，其中涉及诗文的研究文章亦显露头角。然而，相较于其他断代文学在上世纪末期就已有海外学者自觉编著论集并被国内学界译介，明清文学尤其是明清诗文在西方学界的基本研究面貌，迄今尚未以论文编译集的形式得到一次系统性的整合与“出场”。就这一角度而言，由叶晔、颜子楠主编的《西海遗珠：欧美明清诗文论集》（以下简称《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既是对海外优秀明清诗文研究成果的集中打捞，也是对海外汉学成果译介体系中明清文学板块的有效填补。如果说近三十年来煟然勃兴的汉学研究专著译介，已然让我们陆续看到海外明清文学研究中以知名学人为代表的“疏阔高木”；那么这部由二十一篇戛戛独造的单篇文章组成、作者涵盖了欧美汉学界学术梯队不同阶层的《论集》，则更为立体和开阔地呈现了现今英语世界明清诗文研究“荫荫之林”的整体水平与综合面相。如何在此一茂林中辟路取径、寻觅属于欧美明清诗文研究的“山阴道”，正是这部《论集》将要呈现给读者的。

正如陈靝沅先生在《论集》引言中所述，探知欧美明清诗文的研究状况，“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一条以文体为中心且泾渭分明的主线，而是数条交叉融合于多个文体、学科之间的丰富脉络”。与此一研究特色相呼应，《论集》的选目同样揭示出跨文化视野下欧美汉学在考察明清诗文时的路径侧重。李小荣《英雄主义的性别化：明清女性的〈满江红〉词》、管佩达《“孰为是我孰为渠”——一位18世纪佛教善女人的诗作》、斯定文《诵陀罗尼时梦丁香：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佛教与北京》，鲜明地体现了性别意识、宗教信仰乃至多元民族文化如何影响具体文学文类的写作与表达，进而传递出作者自身的身份认同。齐皎瀚《吴嘉纪诗中的道德行为》立足于作者在诗歌创作中“眼光向下”的观察，记叙了道德思想与价值轨范影响下普通民众的行为选择。

在欧美汉学界已有的研究话语体系中，以跨文化、跨学科为显著特色的文化史研究范式向来占据着海外明清诗文研究的主导。如果我们稍稍旁及《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有关明清诗文的介绍，亦可以看到在文化史框架下，女性写作、商业出版、精英文化等研究视角如何穿插交错，共同搭建起通往明清诗文解读的方法径路。

在展现欧美明清诗文研究与性别史、宗教史、社会思想史等领域的跨文化交互之余，全书同样在文学研究范畴内部呈现了更多维度的探讨议题。梅尔清《囊括时人：清代初期的文学总集、友谊网络与政治和解》、王安国《袁枚及其与众不同的“雅集”》，从文学总集的编纂与文学雅会的召集两个不同的方向，铺展开明清文人交际网络的相关图景，给予文学活动现场尽可能真实的还原。舒衡哲《盘桓于虚无：清皇子奕譞生平与诗歌中的记忆》、方秀洁《铭记在母家的自我意识：洪亮吉的回忆录与追忆诗》、李惠仪《吴伟业诗中的历史与记忆》，考察在世代的消逝与变迁中，历史记忆如何凝注于作家个体的诗歌创作，在勾勒自我生命史的同时映射更为宏阔的集体意识、故园情怀与家国忧思。至于更具体而微的文学写作技法，叙事与修辞无疑是走进明清诗文文本内部的两条途径。齐皎瀚《钱谦益的黄山诗：作为游记的诗歌》、林宗正《袁枚的叙事诗》，延续了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对叙事文学的一贯重视，于内抉发诗歌文本的叙事结构，于外钩稽不同文体的叙述互文。李惠仪《晚明文学中率真的修辞》、高化岚《沉重的事务，轻淡的形式：政治与晚明小品作家》，共同聚焦于小品文这一体裁，从写作模式与修辞技法切入，串联起晚明书写风尚与作者在私人文学领域及公共政治领域的情感表达。

除了上述围绕作家作品而发散出的议题，还有有不少篇目直接触及文学研究内部更核心的批评与理论。林理彰《中国诗学中的“才”“学”两极化：严羽及其后的传统》、韩慕肯《超越复古：王世贞与北宋的遗产》，关注到前代诗学理论与文学思想在明清两代的接受与余续；柯靖铭《“选家”唐顺之与16世纪中国的文章矩矱》、胡志德《从文章到文学：清代中后期文论的进路》，着眼于文章学范畴下明清文论思想的发展与演进。这种对诗学与文论的注目，在更早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介绍明清诗歌及文学理论批评等章节中亦可看到相似的偏重。

从跨文化视角下文学与其他学科内容的交叉融汇，到多维度面向文学内部议题的延展发散，我们在《西海遗珠：欧美明清诗文论集》中看到了一种以文学为轴心、由外及内的渐次收束。虽然很难说对欧美明清诗文研究而言，这种收束最终是否会落脚为一种足够文学本位的研究，但至少可以看到，收束的趋势最终或许更贴近对文本本身的探察，或言之，是对文本本位的一种回归。白润德《旧都南京的句法、音韵与情绪：王士禛的〈秦淮杂诗〉》、白亚仁《江盈科在公安派的地位》，都很好地在翻译与细读的基础上为诗歌与散文两种文体作出了文本阐释的典范。前者通过对组诗的逐一翻译，揭橥诗作内部的句法与音韵结构；后者借助对小品文的重点选译，展现作者独特的行文技法。此外，《论集》中收录韩若愚、李博玲、苏源熙《焚书与藏书：李贽作品选》、伊维德《两个世纪的满族女诗人：一部总集》两部明清诗文翻译集序言，同样回应了欧美汉学界在接受中国古典文学时对作品英译的重视。

诗文翻译与文本细读代表了海外汉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特色。对国外学者而言，文本细读是文学阐释的前提基础，而诗文翻译是将文本细读精确落实的第一步；但对本土学者而言，母语带来的天然熟稔一定程度上反而容易钝化或模糊对文本语言细节的感知。尤其当落实到经典化程度与文献整理深度都尚为欠缺的明清诗文之上时，作品蕴蓄的朱弦疏越、作者潜藏的言外之音唯有经过细读方可发覆。是故，面对明清诗文的态度自然不当有中西立场之别；而推进明清诗文的精细化阅读，则亟待日后中西学者的共同勠力。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