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从出版研究明代文学的新视角-天天快资讯

文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不仅制约着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而且反过来影响作者的创作活动，对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不是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但没有给予足够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已有意识地展开这方面的研究，但就某位文学家或某种文献所进行的个案研究较多，而就某一时段所作的整体性研究偏少。已有的相关成果，要么侧重出版史、文献学而捎带涉及文学史，要么侧重文学史而稍稍考虑到出版史、文献学的因素，真正对某一时段出版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展开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尚属罕觏。

更重要的是，由于将出版史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还算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对于如何展开这种跨学科研究，比如这种研究应该关注出版史的哪些方面，怎样才能还原出版史的真实面貌，出版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发生在哪些方面等，学术界尚缺乏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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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飞博士的《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一书，从考察明前期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出版情况入手，探讨这约八十年间出版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属于跨出版史、文献学、文学史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研究，为明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重要视角。

该书强调，还原古代出版史的原貌，不仅要关注现存刻本信息，还必须搜寻已佚版刻信息；必须注意考察出版成本和出版过程；注意分析出版对作家创作心态和题材风格选择等方面的影响；注意地域出版情况对地域性文学流派及其文学主张的影响；注意考察出版如何参与文学史的塑造、影响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等等。总之，本书对如何从出版角度研究文学做了有益探索，构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研究模型，具有一定方法论意义。

考察特定时期出版与文学的相互关系，前提是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掌握这一时期出版史的原貌，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明前期距今已六百余年，当时钞刻的文献迭遭损毁，存世者寥寥。古人缺乏出版史意识，没有留下系统的出版记录。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书目，自然是考察出版史的重要依据。但这些书目多为编录书目时的知见书目，与历史上实际出版书籍的目录差距较大。仅凭这些书目，不可能重现历史上特定时期出版史的真实情况。另外，古代书籍刊刻的情况非常复杂，有的书籍的序跋称即将刊刻，实际上最后并未刊刻；有的是过了若干年才刊刻，序跋所署年年份并非实际刊刻年份；有的书后来被翻刻，新的序跋或牌记所表示的时间，并非其初刻时间。如果不将这些情况尽可能辨析清楚，所绘制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出版史图景，就会因较多的细节讹误，而导致总体失真。因此，要尽可能完整准确掌握特定历史时期出版的实际情形，远不是将各种书目的相关记录汇集在一起那么简单。其难点在于，除此之外，还要从各种史传、别集、总集、方志中，广泛搜集现存和已佚刻本信息，并对这些信息一一进行仔细辨析，弄清楚当时究竟产生过多少书籍，这些书是否出版，在何时出版。

毫不夸张地说，这有似大海捞针，披沙拣金。从事这项工作，无疑需要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和严谨细致的作风，高虹飞博士恰恰具有这样的素养。她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学习刻苦认真，在目录学、版本学及电子文献检索利用等方面得到了系统的训练。她从明清各种相关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台湾《中文古籍联合目录》等港澳台所藏古籍目录、各种国外所藏汉籍目录、韦力《芷兰斋书跋》等重要藏书家的古籍题跋、姜寻《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等古籍拍卖目录，及《明史》《明实录》以及各种总集、别集、方志等文献中，钩稽出明前期的现存、已佚版刻信息，同时利用实习、访学等机会，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库、英国国家图书馆等地查验原书，并充分利用当代网络和电子数据库所提供的的巨大便利，检索“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高校古文献资源库”以及各种海外藏中国古籍电子数据库等，通过核对原书或书影、刻工信息及相关记录等手段，对已有著录的书名、作者、卷数，及其成书时间、作序时间、刊刻时间，一一加以考辨，编制出“明代洪、永年间（1368—1424）书籍版刻信息初编”，作为本书“附录”，共收录这一时期基本可考订具体出版时间的书籍版刻信息287则，按出版时间编排，另外收录可能出版于这一时期的书籍信息15则，以及相关文献中记录的现存“明初刻本”版刻信息234则。这一目录不仅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石，也为其他学科研究此时期的有关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作者摸索的搜辑、考辨现存、已佚版刻信息的方法，对于调查、研究自宋至清其他时期的出版情况，也具有参考意义。

在尽可能完整准确掌握明洪武至永乐间出版信息的基础上，本书对明前期的出版情况及其与文学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在某些方面可以刷新人们对明前期出版史和文学史的既有认识。例如，目前学界关于明前期出版状况的判断，有繁荣、萧条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本书不仅从宏观上统计当时出版书籍种类，考察其中有代表性作品的出版规模、篇幅，还就此时的出版成本、全国各地出版业水平差异，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出版书籍的难易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专题探讨，指出明前期因为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官方可以掌握调动大量资源，因此朝廷、王府刻书规模较大，民间刻书则相应受到挤压；全国大部分地区刻书业相对萎缩，而福建等地的刻书业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兴盛。据此本书提出明前期出版的特征体现为多重不平衡或曰局部繁荣，这显然比简单地说繁荣或萧条更符合事实。

明初文人刘仔肩编辑出版《雅颂正音》，收录较多歌功颂德的作品，后世研究者大都只肯定该书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而轻视、贬抑其文学价值。王逢《梧溪集》中诗歌语言多平铺直叙，题材多歌颂忠孝节义，后世评论者多嫌其诗味淡薄。但在出版史的视域下可以发现，《雅颂正音》出版后颇受欢迎。在当时个人文集刊刻相当困难的背景下，王逢在世时《梧溪集》前六卷即获得资助一一出版，而且流传颇广。本书指出，这是因为两书比较契合当时人的心理，因为元末大动乱终于结束，新朝初立，整个社会确实涌动着一种喜悦、期待的情绪。以往学术界探讨明初文学风貌，多强调朱元璋父子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造成文人沮丧、悲凉的心态，这固然不错。但本书揭示的这些历来被忽略的历史现象，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场景，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心态获得更完整准确的认识。

本书从出版的角度看文学，对文学史上很多现象做出了新的解释。如本书指出，高启、袁凯在明前期所获评价并不高，这固然与朱元璋对他们的迫害有关，但也与他们的作品当时很少出版有一定关系。两人的别集从明中叶起持续得到出版，更有名家为之作序称赞，他们的文学史地位遂日渐升高，作品出版在其文学史地位提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还指出，明前期学唐诗风盛行，与以林鸿、高棅为代表的闽中诗派的倡导有关。闽中诗派能够在明初诸多诗歌流派中脱颖而出，又与高棅的《唐诗品汇》《唐诗正声》不断出版密切相关，而这又与当时闽中出版业较发达有直接关系。

本书还深入分析了作者预料自己的作品能否出版对其创作心态的影响，提出作者有意识地为出版而创作，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作品与其真实思想情感之间的“偏离”，我认为这是本书提出的特别具有启发意义因而也特别有价值的一个见解。作者指出，宋濂因知道自己的作品将能出版，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传播至高丽、日本、安南等地，于是下笔格外谨慎，很少在诗中描摹自己真实的思想、情感与生活，有意识地隐藏自我。面对规模庞大、知识结构不确定的读者群，宋濂也有意无意地偏向运用比较浅近直白的语言和结构方式。与此相反，高启通过不出版自己的作品，有效地控制了读者群体的水平与规模，从而在诗歌题材选择、笔法运用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熟悉的读者群体，也令高启得以在诗中尽情抒发自我。作者由此推论，唐代以前的“抄本时代”，文人作品除口耳相传外，只能通过传抄流传，只面向规模较小、比较确定的读者群体。则“抄本时代”的作者，其创作活动偏离本意的程度，是否普遍低于“刻本时代”的作者呢？作者的这一追问，为我们探讨古代作家的创作心态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思路。

本书以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该论文曾获评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资助项目。这表明它的价值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同行专家认可。作为她的指导教师，我深感欣慰。本书可以说已构成作者学术之路的一个良好起点。

人一辈子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一个学者终其一生能把某一领域的某个或某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研究得比较透彻就不错了。我希望高虹飞博士余勇可贾，乘胜追击，将“明代出版与文学的关系”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取得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再做新的开拓，造就精彩的学术人生。（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明代洪、永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高虹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