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文体观念-天天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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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作为国学大家，其《〈文心雕龙〉札记》被誉为现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奠基之作。一般认为其重点是对刘勰《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理论研究，对文体论涉及较少。因为《文心雕龙》一共二十篇文体论，而《〈文心雕龙〉札记》仅涉及六篇。实际上在《宗经》篇和《总术》篇札记中，也论及了刘勰文体论的几个问题。这些材料却未有人注意。于此我们对《〈文心雕龙〉札记》折射出黄侃的文体论予以探讨。

第一，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明确文体分类标准以表达方式为主，将文章分为论理、论事、敷情、纪事等四种，开启了现代散文分类观念。其于“宗经”篇札记云：“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谓《系辞》《说卦》《序卦》诸篇为此数体之源。寻其实质，则此类皆论理之文；诏策章奏，则书发其原——谓《书》之记言，非上告下，则下告上也。寻其实质，此类皆论事之文；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谓《诗》为韵文之总汇。寻其实质，此类皆敷情之文；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此亦韵文，但以行礼所用，故属《礼》；纪传移檄，则春秋为根——纪传乃纪事之文，移檄亦论事之文耳”。这里可以看到，黄侃将刘勰标举的二十种文体，分为论理、论事、敷情、纪事四种。第一种“论理”类似于说理，黄侃认为论说辞序像《系辞》《说卦》等《易经》的传，是解释、说明易经的，所以刘勰说这几种文体起源于《易经》。论理或说理兼有议论、说明两种表达方式，但以说明为主。第二种“论事”，黄侃认为诏策章奏移檄都属于“论事”。“论事”并非黄侃首创，刘熙载《艺概·文概》中就有了叙事、论事并提的说法：“西汉文无体不备，……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叙事要有法，……论事要有识”。所以论事不同于纪事，论事要有见识，在表达方式上以议论为主。第三种“敷情”类似于描写和抒情，赋颂歌赞都是韵文，从《诗经》里来，赋就是“敷”，有铺陈、展开之意，相当于描写，情指抒情。第四种“纪事”类似于叙事，史书的纪传文体给人物作传，属于记叙的表达方式。黄侃的四种分类，其实暗含了说明、议论、抒情、描写、记叙五种现代表达方式。现代散文观念兴起后，贺玉波《小品文作法》将小品文分为记叙类、抒情类、说理类等三类十二种。这种三分法后来成为现代散文分类的一种基础分法。但追根究源，黄侃的论理、论事、敷情、纪事四分法，可谓是现代散文分类的滥觞。

第二，黄侃虽然赞同刘勰文可兼笔、合笔于文的文笔观，但札记对《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论述较少的事实，则是他区分文笔的真实态度体现。《札记》在《总术》篇中对刘勰以及六朝时的文笔观念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一方面黄侃贴合刘勰文合于笔的原意，克服了阮、刘、章等人学说的偏颇之处。黄侃批评阮元《文笔对》“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过于严苛，把笔中的许多名篇排斥在外，不足以解释文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复杂现象，认为“然彦和虽分文笔，而二者并重，未尝以笔非文而遂屏弃之，故其书广收众体”，并举例指明《文心雕龙》一书并重文笔之辞，如“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文藻条流，托在笔札”等，认为这都是“论文与论笔相连，曷尝屏笔于文外哉？”进而认为“与其屏笔于文外，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宏？”由此，他提出文笔并重、合笔于文的观点。

但另一方面，又承认情辞藻韵“亦私心夙所喜好”，坦承自己对敷情类纯文学的喜好。这种喜好体现在黄侃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仅选择了《明诗》、《乐府》、《诠赋》、《颂赞》、《议对》、《书记》等六篇，其中有韵之文四篇。黄侃不予论及的文体，首先看“笔”类，有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八篇，均是用于叙事、说理和论事的。对于刘勰归之于“文”的作品，黄侃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彦和之分文笔，实以押韵脚与否为断，并无有情采、声韵为文之意。”所以对刘勰归之于“文”的祝盟、铭箴、诔碑、哀吊等文体也未论及。而事实上这些文体我们今天是归入日常应用文的。刘勰文体论以公文为主，大部分文体可归于广义的公文范畴。黄侃心中并不喜好这些公文文体，故而论之较少。可以说选择即评价，这种事实上的选择体现了黄侃对纯文学的认识。现存黄侃著述中还有不少诗词作品，也说明他对纯文学的偏嗜。

第三，黄侃认为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不是简单表现在写作手法和文体差异上，而是体现在写作目的上。首先，黄侃指出刘勰不以有韵无韵、有情采声律与否分文笔。“案《文心》之书，兼赅众制，明其体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既不从范晔之说，以有韵无韵分难易；亦不如梁元帝之说，以有情采、声律与否分工拙，斯所以为笼圈条贯之书。”同时黄侃在《颂赞》篇札记指出“韵文之属十又一，《明诗》尽《谐隐》加以《封禅》一首是也。”刘勰文体论本来《明诗》到《谐隐》十篇为文，《史传》到《书记》十篇为笔，黄侃发现《封禅》是韵文，但却排列在后十篇笔的行列，亦可作为刘勰不以有韵与否区分文笔的证明。接着，黄侃表明了自己对于以声律、辞采判分文笔的看法，曰：“文笔之辨，缴绕纠缠，或从体裁分，则与声律论有时抵牾（永明以前虽诗赋有时不合声律）。或从声律分，则与体裁获致参差。（章表奏议在笔之内，非无高文，封禅书记，或时用韵。）”认为诗赋等纯文学作品也有不合声律之处，章表、奏议、封禅、书记等属于笔的公文作品也有辞采高妙、合于声韵的佳作。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并不在于是否运用了情采声律等文学的表现手法，而在于作品的写作目的，是用以敷情，还是用于论理、论事，“施用于世俗”。

综上所述，黄侃重视属于纯文学类别的文体，体现了他区分文笔的真实态度，打破了传统乃至现代人们仍纠结于“文学文体”“文章文体（应用文体）”的归类观念。联系历代而今的创作事实，人们采用公文文体也写出过《出师表》（诸葛亮）、《北山移文》（孔稚圭）之类的美文，而采用诗词之类的文体也有不少味同嚼蜡的作品。究其原因，就在于写作目的的差异。总之，黄侃的这些文体观念是我们论述其国学成就时不容忽视的。

（作者：侯迎华，系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