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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书院随想-每日观点

来源: 光明日报 时间: 2023-01-04 22:01:39

【光明书话】

秋天的一个傍晚,我独自一人,来到寂静的关中书院。秋风落叶,我思绪绵绵。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送给黑娃有一句寄语:学为好人。朱先生写下“学为好人”送给鹿黑娃,并说黑娃是自己“最后一个弟子”。后来黑娃恪守“学为好人”的宗旨,浪子回头,由坏变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学为好人”也因此成为《白鹿原》小说一道明亮的思想线索。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近年也提出,“‘学做人’是个大问题”。他说,“‘学做人’,就是在人世的此时此地,如何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体性”。

“学为好人”“学做人”这些理念,中国古人也讲。明代关中书院的创始人冯从吾,在万历年间,曾在西安宝庆寺讲学,他这样概括他的讲学要旨:“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因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冯从吾:《谕俗》,见陕西省教育厅《陕西教育志》编纂办公室编《陕西教育史志资料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受孔孟儒家思想影响,总体上就是在教人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体上是道德教育,所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教育,不仅要人做一个好人,还要人做一个毫无瑕疵的完人,甚至要人做一个超凡脱俗的圣人,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人。他是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宝庆寺地窄房小,后在宝庆寺东侧建成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初期占地数十亩,建讲堂六间,题匾“允执”(即后称的允执堂)。左右各有屋四间向南排开,东西号房各六间。讲堂后假山一座,前有方塘半亩,竖亭于中。冯从吾在《关中书院记》中说:“书院名关中,而匾其堂为‘允执’,盖借关中‘中’字,阐允执厥中之秘耳。”可见“允执堂”意取“允执厥中”,“允执厥中”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全话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心是危险难安的,道心却微妙难明,唯有精心体察,专心守住,才能坚持一条不偏不倚的正确路线,亦即儒家讲的“中庸之道”。因此可知,“关中书院”之名也蕴含着冯从吾等创办者的思想和办学意向。

到了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关中大儒李颙在关中书院重开会讲,听讲者很多。清政府对关中书院也很重视,雍正十一年(1733)赐帑银1000两以增膏火,乾隆二十一年(1756)赐御书“秦川浴德”匾。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莅任之初,认为“移风易俗,教化为先”,重新修建关中书院,并延请名士主持,在全省选拔一批优秀生徒于书院学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关中大学堂,宣统元年(1909)又改为陕西师范大学堂,为当时西北五省最高学府。辛亥革命以后,1914年,改为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1934年又更名为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学校一度改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不久又恢复原名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1963年秋天,西安市第五中学奉命由大湘子庙街迁进了师范校址。我至今记得,我1973年到1976年在西安市第二十四中学上学时,我家楼上有一位同龄的伙伴就在这个第五中学上学。当时我随楼上的伙伴到第五中学玩,看到这个学校古色古香,感觉十分阔气,气象非凡,印象很深。1985年7月,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原西安市师范学校)迁至市五中校址。2009年,西安师范学校并入西安文理学院,关中书院这个地方又成为西安文理学院北校区。

关中书院由传统书院变为现代学校或学院,既反映出历史的演变,也反映了历史的发展。以课程来说,毕沅延请江宁进士戴祖启来陕主持关中书院时,课程有经、史、子、集,考课有诗、古文、词、八股试帖、策论、杂著等。现代的中学校则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音乐、美术、体育等,大学则是分为文科、理工科等专业,所受教育比较全面。总体来说,传统教育侧重于教人“学为好人”,现代教育是教人成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现代高等教育教人既具有研究自然和分析社会的本领,同时还要有社会改造、制度建设这样的现代知识和理念。

《白鹿原》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小说叙述白鹿书院山长朱先生死后,“白嘉轩跌扑在灵桌下”,“口齿不清地悲叫着:‘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在白鹿原的代表人物白嘉轩的心目中,朱先生是“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而白嘉轩的姐姐、朱先生的夫人朱白氏则给前去吊孝的黑娃说,朱先生说黑娃是他“最好的一个弟子”。黑娃说:“师母,你记错了,先生说过我是他最后一个弟子,没说最好。”朱白氏肯定说:“他对我说过,‘没料想我最好的弟子原是个土匪。’”在这里,“最后”的说法与“最好”的评价,都饶有意味。“最后”是惋惜,也表明传统(书院)教育的消亡。“最好”是评价,也是挽歌。传统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一切人教育成“好人”,能把一个土匪收为“最后一个弟子”,并教育成“好人”,当然是教育者莫大的成就,黑娃由大恶变为极善,当然也不愧为“最好的一个弟子”。

关中书院的创办者冯从吾是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明代关学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融合的集大成者,从传统观念来看,他当然也是一位“好人”。朱先生的原型牛兆濂则是清末民初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牛兆濂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后来在蓝田的书院性质的芸阁学舍讲学。冯、牛二人思想上一脉相承,志业上也前后赓续。他们都是“好人”,是做人的榜样,他们也教人“学为好人”,可以说,“学为好人”是他们那个时代教育的核心理念。现代教育非常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也讲“德育”,但强调和重视的程度与旧时代已大不相同。时代变了,新旧时代许多观念和教育的方式方法也大不相同。漫步关中书院,抚今追昔,我想,旧时代的教育固然有其诸多的问题甚至弊病,但“学为好人”的教育理念并不错,也未过时,现代教育固然有许多优点和强项,但用新儒家杜维明的话说,在“学以成人”或在“学做人”这个问题上,亦即“‘学做人’,就是在人世的此时此地,如何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体性”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说,多少还是有些欠缺。过于注重知识和技能,不重视“学做人”,人很可能只是“工具理性”,很容易成为“单向度的人”。因此,借鉴和学习包括关中书院在内的古人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方法,也许并不是无稽之谈。

(作者:邢小利,系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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