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田赋制度研究的新进展——《兰溪鱼鳞图册合集》“凭条”读后-环球新视野

浙江师范大学胡铁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浙江鱼鳞册的搜集、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顺利完成，胡铁球、李义敏、张涌泉主编《兰溪鱼鳞图册合集》（全250册）正式出版。几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一项目的进展，我为这一成果的取得感到由衷高兴。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本项目开题之初，胡铁球就一再说，746册“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中夹杂了一批“凭条”，或许就是突破之点。那时，他的研究尚未展开，讨论无法深入。四年过去了，回头再看，突破点之一，果然就在这批“凭条”以及后来发现的8万条“批注”上。关于“批注”的价值，我在另一篇评论中有专门论述。本文仅讨论“凭条”。

胡铁球认为，同治年间，兰溪县在鱼鳞图册的攒造过程中，颁发了一种“凭条”。凭条上写明业户姓名、住址、土地类别、面积、坐落字号、四至、土名等信息，有佃户的写明佃户。这些信息与鱼鳞图册的内容完全一致，故可将此类凭条视作鱼鳞图册的简本。实际上，将若干份凭条合在一起，便成为省略了土地简图的地籍册。

胡铁球等人在《同治兰溪鱼鳞图册》及民间搜寻到42张凭条，其中40张注明同治五年至六年由兰溪县清赋局发放。依原设计，鱼鳞图册绘制完成后，清赋局通知业主一个月内前来清赋总局核对地权信息，并将凭条换取“印单执照”，即正式的地权凭据。

胡铁球等人认为，绝大部分凭条并未按照这一设计缴回清赋总局。这是因为，兰溪一县有十几万号地块，用凭条换取印单执照，意味着十几万乡民需亲自赴县清赋总局办理核对地籍信息，等待有司填写并颁发印单诸事宜。如此多的乡民进城，是不可能的。因此，核对地籍的工作无法进行。

在我看来，这一算法可以再精确一些。据光绪《兰溪县志》卷二“丁口”记载，光绪元年（1875）兰溪进行保甲登记，当时本地城乡男丁共41557口，外来男丁4110口。保甲登记的可靠性高，可以据此作进一步分析。

假设是时兰溪本地人口性别比为105，则本地成年女性人口为39578（41557/1.05），本地成年总人口为81135（41557+39578）；设16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40%（《浙江人口志》，中华书局，2007年，第520-521页），本地总人口为135225[1+（0.4/0.6）]。假定外来人口多为男性青壮年，只有半数携带家眷，共有人口0.6万，那么，光绪元年兰溪县人口合计约为14.1万（13.5+0.6）。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兰溪全县人口23.3万，在从1391-1851年的460年间，即便以1.5‰的低速增长，人口也翻了一倍，战前兰溪人口至少达到45万，战后本地人口只占战前人口的30%（13.5/45），70%的人口死于战争。1949年兰溪县人口35.9万（《兰溪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8页），从1875至1949年，兰溪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7‰。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速度，既说明战后兰溪人口的补偿性增长，也说明光绪元年的兰溪户口不会高估。

以平均每户5口计，合计有户2.7万（13.5/5），即大约有2.7万个粮户，无论一个粮户有多少个地块的田地，办理登记，每户只需要1人。这样，一个月内每日赴县乡民多达900人（27000/30）；假使放宽至两个月，每日赴县乡民仍然多达450人。况且，这里的“每日人数”指的是经过合理安排才能达到均匀水平。也就是说，即便将每日赴县办理凭条核对的人口降低到这样的水平，也仍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之工作。

这一与“凭条”看似无关的数据分析，其实有关。它启发我们从县域的视野来考察兰溪的田赋征收。已知光绪元年兰溪县有大约2.7万个粮户，于是，有司必须每年印制2.7万件“上忙下忙执照”，发给已经交纳田赋的粮户。这是每年兰溪有司的日常工作，没有执行上的困难。

需要讨论的是围绕发放“上忙下忙执照”展开的程序。由于“上忙下忙执照”是印刷的，且都名是留给办事人员填写的空格，就说明“上忙下忙执照”一定是从县有司领取的。县户房依田赋征收册将“上忙下忙执照”发放到下辖各都，各都董依各都之田赋征收册进行核实后，将“上忙下忙执照”发放到下辖各图，各图正与册书依各图田赋征收册进行核实后，在收取各粮户当年田赋银两的同时，将填写好的“上忙下忙执照”发放到粮户手中。各级办事部门依以上程序办理后，再反方向，由图至都，由都至县，分别记录于各图田赋征收册、各都田赋征收册与县田赋征收册，核对无误后，是年田赋缴清，银两上缴县库。

既然存在这样一套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完备的田赋征收会计体系，县清赋总局就不可能设计一套绕过都、图，且直接与粮户打交道的机制。同治五年八月五庄的一件凭条如下：

今据业户苏应柳民地六斗，结实壹亩伍分正，坐落下推字叁百叁拾伍号，十一都三图午塘五塘庄，土名蓑衣头。先给凭条，随赴城局，有契据者盖用戳记，无契据者换给印单管业，限一个月为期。业户住十一都三图屯坟庄，佃户方。

东至三百三十六七八九号，南至三百四十七号，西至三百三十一二三四号，北至三百二十五号。

同治五年八月日清赋局经查

凭条上的“五塘庄”三字是印章，应当是五塘庄的图董或册书盖上去的。至于业主所居住的屯坟庄，则是村庄之庄，而非图、庄之庄。本凭条的原意是说，如果还保留有土地买卖的契约，依凭条就可以在原契据上盖章。如果契据遗失，政府将凭条与鱼鳞图册校对过之后，就换给粮户印单。

胡铁球等认为：“图董（册书）会依据鱼鳞图册的信息填写凭条，发给业户，并盖用印章，以作凭据。凭条是按土地字号发放的，若某一土地字号为多个业户共同拥有，则按照各业户拥有的土地情况分别发给，也就是说一个土地字号可以发数张，甚至数十张凭条。”由此看来，凭条发放的量远远超过“上忙下忙执照”发放的量。不仅如此，从这一分析可知，所谓土地确权工作的凭证颁发，主要是在图即村庄一级进行的。

不过，由于涉及在旧契上盖上县印以确权，这事儿就不能让图正、册书替代，也不能让各都的清赋分局办理，而必须由粮户亲赴县局办理。需要追问的是，如果是在断卖契的白契上盖章，政府还要收取地价3%的契税吗？如果政府必须收取契税，战前农民不赴县办理契税手续，不领取契尾，为什么战后农民要多此一举呢？如果说不颁契尾，只是在白契上盖章，有谁见过这样的契约呢？至此，我们明白，所谓“有契据者盖用戳记”一句是制度层面的必要交待，因其数量有限，并不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挤兑。对于大多数粮户而言，只要不办理产权的全部转让，就不需要有司颁发契尾，他们在村庄上就能完成土地的确权。这一确权过程的终端，就是《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上的批注。详见另文。

现在讨论“无契据者换给印单管业”一句。印单执照的模样是这样的：

执照

兰溪县正堂陶为给与印单事。今据粮户王瑞祀，拍民中地亩陆分正厘，坐落一坊都图庄金字叁百贰拾贰号，土名大堂山下坞口殿边。报明契据遗失，合给与印单管业，须至印单者。

东至贰百玖拾玖号，南至叁百贰拾壹号，西至叁百贰拾壹号，北至叁百贰拾三四号。

同治六年二月日给

光绪元年正月过入鲁班师庙户金字叁百贰拾贰号附件

由于田赋收据也称为“执照”，所以，研究者将其命名为“印单执照”是妥当的。这份印单执照钤有骑缝官印，表明不仅是有司印制的，而且有司钤印后发放的，即有司将乡民土地确权之权力下放到了图董册书手中。由于颁发印单执照并不需要收取契税，故有司也就不必将此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

胡铁球等人正确地指出，与凭条相比，印单执照无业户住址，无佃户信息；与鱼鳞图册相比，无业户住址信息。暂且不论这些信息的缺失是不是会对以后的土地交易产生影响，我们只知这种印制的“执照”也是按土地字号发放的，其数量应当与凭条一致。既然凭单与印单执照的填写与发放都是图正、册书操作的，且数量巨大，那么，在发放了凭条之后，再发放印单执照就显得毫无道理。据研究者统计，全县共发放印单执照4000余件。这一数据相对于全县数十万件凭条可谓微不足道。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印单执照大概就是制度设计不周密的代价。

可以计算一下这些代价的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民国《汤溪县志》卷十五记载，依同治五年兰溪清赋章程，“按亩捐钱十余文”，以当时全县20万亩土地计，以“十余文”为15文计，可得钱300万文。假定发放的4000余件暨4500件印单执照属于浪费，又假设每人日填45件，4500件印单执照的填写浪费了100个劳动日（4500/100），每人每日工资以120文计，则浪费1.2万文（100×120），占全部“捐钱”的0.4%（1.2/300）。从总体上看，兰溪县的土地确权工作流程的设计还是合理的，虽有浪费，但微乎其微。

总之，胡铁球等对于“凭条”的研究相当扎实，体现了他与他的研究团队考据史料的强大能力。本文在其研究基础上添足，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同治兰溪鱼鳞图册》的出版，为我们打开了从县域角度研究清代田赋制度的新通道。以前乡村中留存于各家各户的契约文书，可以在县域的范围内得到整合，并赋予新的解释。（作者系三江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