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裴李岗考古现场 感受原始美学魅力-全球实时

凡考古出土的陶器、青铜器、铁器、玉器、纺织品残存中，唯陶、玉最可悠久存世，保存的历史信息也更准确和具有代表性；深涵的文化底蕴，也激发我们不断产生新的遐思……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河南新郑。史称轩辕黄帝5000年前就出生于新郑北关的轩辕丘。当地建有“中华民族之根”主题的黄帝故里景区。一些学者认为，黄帝生活的时代大体上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人们一想到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就会想到这里。

(资料图片)

还有一件事更了不起。具有8000年历史的裴李岗遗址也位于新郑。我站在遗址发掘现场，阳光洒向这片已开挖成一排排探方的远古黄土地。考古现场的文物修复基地，就是一家普通的农舍，但踏入院落，就会感受一次震撼心灵的史前文明洗礼。

1977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在新郑裴李岗发现了新石器早期遗址，出土的各种器具，文化面貌独具一格。这一独立的、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被考古学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器令人印象最为深刻，显示出裴李岗人类生活环境已向定居过渡。比较稳定的食物供给，催生出先民对炊煮类器具的多重需求。在出土的文物中，出现了大量的磨盘、磨棒、铲、镰等经过磨制的石器。在遗址现场，我见到了有锯齿的石镰，中间略厚而两侧渐薄，弓背弯曲，刃部乃是细小平直的锯齿。裴李岗先民制作夹砂红陶，烧制温度为900℃至960℃。陶器中加入的粗砂粒会使质地疏松，既增加透气性，又能在高温中减少崩裂。在我见到的陶罐、陶鼎、陶碗中，不少带有清晰的手工泥条盘筑痕迹，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

人类的生存需求是原始美学孕育形成的原动力。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工具生产手段由打制转变为磨制，既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也为审美理念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平台。除了制作手段外，裴李岗出土的陶器造型更为惊艳。三足钵、深腹罐、双耳壶都是裴李岗文化普遍流行的样式。一位正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展示了出土的双耳红陶壶，其腹上部附两个对称小耳，耳上有穿孔；通体素面，器型简单，质朴大方。对称的理念、保持稳定的造型手段以及简洁明快的形态，传达了人类童婴时代的原始之美，已经呈现出美学的多重要素。作为一名铜匠，我对数千年前的陶土匠人有着特殊的感情，更是崇敬。当我端详那件光滑细腻，圆润的红泥陶罐时，仿佛仍能感受到那个匠人手心的温度，不由得感叹：这与我们用当代技术做出来的器件又有什么区别呢？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美学的发展演进经历了漫长过程。从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开始，不同阶段中重要的美学特征与要素就经考古发掘不断被发现和串联。代表原始陶文化的裴李岗出土陶壶、陶鬲、陶碗、陶鼎，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绚丽的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画面；即使在当代，裴李岗文化先民们的设计理念，也同样引人们发出“美”的赞叹。这也引起了艺术工作者的寻踪思考。我们今日对美的理解与表达、审美认同、社会延续与再创造，足迹始于这里？

后母戊鼎、毛公鼎、大克鼎等都是我们熟知的国宝青铜器。《说文解字》称：“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在青铜时代，鼎被视为传国重器，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但鼎这种常见又神秘的器具，它到底是如何出现的？我在郑州见到了裴李岗出土、迄今为止发现最早、最古老的鼎——乳钉纹红陶鼎。鼎身上一排排乳钉粗犷而排列整齐，底部三圆锥形小足外撇，恰到好处的比例，稳定的三角支撑古拙而单纯的风格，让日日与铜器打交道、见惯了青铜鼎的我不禁惊呼：“神了！”这种陶鼎上结构美和装饰美的乳钉，不正是后世大多青铜鼎美饰的标配吗？可以说裴李岗文化的这些陶器，与日后青铜鼎这种造型艺术几乎一模一样，而且神形兼备。久久端详，陶鼎焕发出的生动、古朴、蓬勃之美喷涌而出，激荡人心。《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传说黄帝铸天、地、人青铜三鼎。裴李岗的陶土匠人自己尚未意识到，在他手上反复倒腾过的泥巴形态，到了青铜时代，会成为权力和身份的标志，甚至成为国家的象征。中国鼎文化大踏步而来，延续至今。

2021年10月，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比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有33处。考古学家认为，裴李岗文化平均始于5000年前，最早的甚至远至距今8000年，具有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进入2023年，裴李岗周边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都被新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些遗址或与裴李岗文化时代相近，或上下传承演化。在全新的文化背景下，当代公共考古和中华文化传播更应关注一个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的共同话题：持续演进的裴李岗文化，提供了探索原始美学源头的一条途径；而黄帝的“有熊之地”——新郑，已可称作中国传统美学的一处重要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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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的文物内涵分析，考古学家认为裴李岗人在距今8000年前就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开始了锄耕农业文明，为进入全盛仰韶文化时期奠定了基础。

在此前的发掘中，还发现了镌刻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的符号式原始文字，这些发现为中国早期文字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资料来源：河南文化和旅游厅网站）　　

（作者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