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热议:沉思翰藻咀英华——罗国威先生与《文选》学研究

由于新材料的持续发现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即使是在版本、旧注等传统《文选》学的研究领域，当代《文选》学研究仍取得了超迈前贤的成绩，涌现出一批以《文选》研究名家的学者。对当代《文选》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进行个案总结，也理应成为当下《文选》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从罗国威先生问学已积年，亲睹罗师在选学研究的道路上持之不懈，老而弥笃，愈走愈宽，深而弥广。

(资料图)

深井：《文选》作家研究

罗国威先生于1980年考入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汤炳正先生和王仲镛先生。研究生第二学年，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汤炳正教授告诉他：“太炎先生曾说：‘文要学六朝，六朝是文体大备的时代。’”于是，罗先生选择了刘孝标作为研究对象。这一选择，既是对长期以来学界轻视六朝文学的反拨，也在冥冥中决定了他未来的治学方向。

汤炳正先生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章黄学派的正宗传人，而蜀学注重考据的朴厚学风，也潜移默化地涵育着新一代学人的旧学基础和治学蕲向。罗国威先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整理先行的方式，他对刘孝标的研究，就是从辑佚、校勘、注释等传统方式入手的。这一治学方法的选择，与其说来自师辈《屈原赋注》《唐诗纪事校笺》等著作的启示，毋宁说是受到清代汉学和近代蜀学的交相沾溉。

罗国威先生一头扎进图书馆，“嗢饫膏液，咀嚼英华”（刘孝标《答刘之遴借〈类苑〉书》），从史传、总集、类书、古书旧注等文献中钩稽而出刘孝标文12篇、诗4首，在辨伪存真的基础上加以校勘和笺注，撰成了十余万言的《刘孝标集校注》，共引古籍140余种。毕业后，他仍持续钻研这一课题，不断加以提升和完善，此书在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刘孝标集校注》初版的20世纪80年代末，魏晋南北朝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尚处于起步阶段，仅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逯钦立《陶渊明集》等寥寥几种，而且集中于魏晋时代的名家，南北朝作家文集的整理，还是一片荒凉，未经开垦。《刘孝标集校注》的出版，就南朝文集整理的荒野来说，无疑是第一声春雷。该书此后多次再版，便是对其学术价值的最好证明。

对《刘孝标集》的校注整理，罗老师综合运用了聚本、辑佚、辨伪、校勘、笺注等方式，可称为深度整理。《刘孝标集校注》的整理出版，可谓是罗老师在学术领地凿通的第一口“深井”。他后来又从事《任昉集》的整理，进而补辑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出版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等整理著作，铸就了罗老师六朝文学研究的“蓄水池”；再后来，他的学术之路汲深流远，派流出《文选》文本、旧注研究的一道道“清渠”。

蓄水池：六朝文献研究

1985年，罗国威先生调入四川大学古籍所。此时《刘孝标集校注》已基本杀青，然而他从事《文选》研究的初心不改，于是选择研究另一位齐梁重要作家——任昉。因参与集体项目《全宋文》的编纂工作，《任昉集》校注遇阻，然而他研究六朝文学与《文选》学的事业并未停歇，而是以更为坚韧的方式坚持了下来。

宋前文章的大型总集，虽已有清人所编的《全唐文》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矗立在前，其中尤以后者号称详博完备，然而由于兹事体大，纵是博学如严铁桥，也难免有所疏漏，更由于近代以来新出文献络绎，先唐文章总集的补遗工作势在必行。这一宏伟的构想，就是由罗国威先生最早提出论证并加以实践的。

1991年，罗老师申报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补编》由当时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此后的五年间，他焚膏继晷，一边尽心尽力完成《全宋文》编纂的任务分工，一边按照最初设想完成了《补编》，顺利结项并交付中华书局。

此前《刘孝标集》的校录已需多方爬梳，至于《全宋文》的编纂更是以辑佚为主要路径，这样日复一日地钩沉抉隐，养就了罗国威先生对域外汉籍和稀见文献的特别敏感，其中尤以敦煌文献和日藏文献为重点对象。

出于对敦煌文献和日藏汉籍的重视，在《补编》编纂过程中，罗国威先生顺带完成多种副产品。其中，《冤魂志校注》的整理出版，便起因于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的《还冤记》写本残卷；《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的影印回归，则有鉴于这部域外汉籍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补编》还连带催生了他对敦煌本《昭明文选》的研究。在查阅敦煌文献的过程中，罗老师发现很多《文选》写卷，于是尽可能利用当时的资源条件，将其一一辑录复印，校勘整理而成《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此书比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出版还早一年，被学界视为敦煌学一百年来集部类《文选》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当今对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辑校整理，较之二十多年前，文献资源更加全备，查阅也更为便捷，因此有后出转精之势，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清渠：《文选》旧注研究

继《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之后，罗国威先生对《文选》稀见版本的调查和研究，更加渊懿纯粹，也更加一发而不可收。虽然对白文本《文选》和《文选》正文也时加关注，然而更多指向包括李善注、五臣注等在内的《文选》旧注，这成为罗老师选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罗国威先生是《文选》旧注全面整理和研究的提出者，也是较早的实践者，他的工作具有拓荒的意义。

有感于李善注已经后人窜乱，于是大声疾呼“还原《文选》及李注之本来面貌，是当前选学研究的首要课题”（《李善生平事迹考辨》），“还原李善注原貌当成为而今《文选》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日本新出古钞〈文选集注·南都赋〉残卷考》）。他的整理工作不限于李善注，而是将稽查清理的对象扩大到了各种旧注。罗老师在研究日本京都大学所影印的古钞本《文选集注》卷八左思《三都赋序》时，有感于其中灵光一现的綦毋邃注在后世已孱入刘逵注，呼吁“对《文选》旧注进行一次认真的、彻底的清理，使旧注各呈其态，各归其主，以还原《文选》及《文选》注的本来面目”（《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发覆》）。他对《文选》旧注的考察，其文献来源遍及海内外多地所藏，涉及《文选》诸文体，虽尚未做到“彻底的清理”，然而积微致著，功莫大焉。

罗老师对《文选》旧注的研究，在充分溯源和缀合的基础上，注重通过版本比勘的方式，充分挖掘旧注的文献价值，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在研究古抄本《文选》残卷时，罗老师极为注重采用缀合的方式，其中对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文选集注》和《文选注》两份残卷的考察，最具有示范性。前者是《文选集注》卷四八上（上野精一氏藏）与卷四八下（佐佐木信纲氏藏）之间的部分，三个残卷字迹形制完全相同，内容文字完全衔接，可以“无缝”拼合衔接；而后者则与日本细川氏永青文库所藏敦煌本《文选注》非常相似，经过仔细比照：“令人惊喜地发现，两者在形制、字体风格等方面完全一致，将二者拼合衔接后，内容文字完全吻合，且无有缺文，当时同一写卷内容相连的两个断片，这两个断片，一截在东瀛，一截在中华本土，真是千古奇事，亦是千古幸事。”（《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前言》）

罗老师研究《文选》旧注，最重要的“利器”就是比勘。他将新发现的旧注文献与现存各种《文选注》进行比勘，包括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以及集注诸家等，涉及的版本则涵盖天圣本、尤刻本、明州本、丛刊本、奎章阁本（即秀州本）等珍本文献。他通过比勘挖掘新出文献的价值，如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的价值包括“了解到近代征引的训诂体制已在逐渐形成、确立”“为我们清理《文选》旧注提供了可靠的线索”“使李善的训释体式形态更加明晰”“可与李善注互补”（《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发覆》）。这些文献价值的揭示，如果不是以扎实的比勘工作为基础，是不可能总结出来的。

此外，罗老师对《文选》旧注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抢救意识，彰显了我国国内敦煌学与《文选》学研究的成绩，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日本“六朝学术会”编辑、于2005年3月出版的《六朝学术会报告》第六期刊载了两帧新出古抄本《文选集注·南都赋》残卷照片，罗老师一经发现，就立即加以考证，撰写论文，并于2006年年初发表，可见他抢占学术高地的意识是多么强烈。

长期以来，敦煌学面临来自异域的挑战，甚至出现“敦煌学在外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虽然只是误传，但也折射出国人对该研究领域的信心不足。《文选》学与敦煌学有类似之处，同样也可能产生技不如外之感。罗国威先生对敦煌本《文选》旧注的系统研究，对于在敦煌学、《文选》学这些领地增强文化自信，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活水：热爱、交游与坚持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罗国威先生《文选》研究活泼泼的水源又来自何处呢？

管见所及，活水之源首先来自热爱。罗老师曾请人题写名家旧联，悬于书斋西壁，其上联曰“四壁图书生葬我”。每当罗师手持一卷书，坐在躺椅上吟哦，侧过身来娓娓解释，登门造访的我们，顿时便觉如沐春风，恍若罗师与他的藏书已浑融一体。在《思藻斋师友论学书札·前言》中，罗老师这样写道：“萧统《文选序》有云：‘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余之插架，尽昭明太子书也，故名余斋曰‘思藻’。”罗老师对《文选》的热爱，对学术事业的热爱，以他和他的藏书为光源，不断向周围，向他的友人和学生辐射。不只是登坛授课，即使在言谈举止间，罗老师的学术热情，也在感染着更多的《文选》学同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

活水之源又来自交游。罗国威老师是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一批会员，后又被推选为学会理事。在每一届学会研讨会上，罗老师珍惜难得的机会，与各界选学同人研讨切磋，乐在其中。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罗国威老师结识了更多海外学者，尤以日本学者居多。他与日本友人的往复书札，大都是商榷是非，征讨文献，且无不与《文选》相关。广泛而恣意的学术交游，打开了文献的视野，突破了学界的壁垒，促发了罗老师更畅达的选学之旅。《敦煌本〈文选注〉笺证》一书的出版，便来自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的建议。

活水之源还来自坚持，来自执着的治学精神。当今很多学者投身于学术，往往是为迎合现实考评的需要，评价机制的激励或许会引发一时的学术热情，但这热情也容易随着利益的消失而淡化。罗老师对《文选》的研究，并未随着退休而稍歇，而是持续“以著述自娱”的方式开枝散叶。2017年，罗老师将历年来发表的有关《文选》的考证文章裒为一集，名曰《昭明文选丛考》，这已经是罗老师研究《文选》学的第三部著作了。

2019年，罗国威老师在《敦煌本〈文选注〉笺证》的基础上，修订增补出版了《敦煌本〈文选〉旧注疏证》。同年，已届75岁高龄的他又独立申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敦煌本〈文选音〉考释》。该书在《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的基础上，又增加考释了新发现的两个残片，在充分占有文献的基础上，从敦煌学、文选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校雠学等多方位多角度，对敦煌本《文选音》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深入的研究。跨学科的视野和对文献学的重视，是罗老师选学研究最重要的两个侧面。

著述不求等身，而众稿已盈尺；治学何必桂冠，而精神已永传。我们相信，罗国威先生的选学研究，必将以更恢宏的面貌彰显于世。

（作者：王京州，系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文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