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无视：间接惩戒失败后的治理术
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胜利的背后，并不意味着家长对学校的胜利，因为最后的吃亏者往往依然是学生。
杨刚的家庭改变了取消住宿两周的决定，但云乡教师们在惩戒面前却展开了集体反思。德育主任邓畅告诉笔者：白纸黑字的规定，家长一上告，学校就只能被迫取消。不敢打、不敢罚、不能开除、还不能取消住宿，我们惩罚的权力究竟还有多少?农村底层乡校日常管理太难，尤其是惩戒难……
邓畅说，德育主任不好当：一方面，很多班主任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来对待违纪学生，该罚不罚，生怕不小心就被家长告到上面去，给自己惹麻烦;另一方面，对于实在看不过去的违纪行为，本该班主任直接给惩戒的，怕出事情给自己惹麻烦，通通都推给德育处。
事实上，学生的日常违纪行为是班主任最需要直接面对的，但日常惩戒却在班主任那里渐渐变得战战兢兢，逐渐被单向度的奖励和漠视所取代。诸如同样一个在宿舍里熄灯后说话的违纪行为，惩戒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但因为害怕惩戒导致可能的家校冲突与争端，老师逐渐采取奖励未说话同学的方式以此表达对违纪说话同学的不满，或对说话者采取纯粹的故意无视态度。在宿舍区，从杨刚住宿事件发生后，邓畅则采取了故意无视杨刚的态度。私下里邓畅说：杨刚家长不是说我体罚他子女吗?好，那我就不管他，只要他不干扰别人和不要太过分，否则我就直接让他家长来处理，这下他总不会说我体罚了吧。
邓畅的故意无视是其对学校间接惩戒术失效后的应激反应，但从“直接惩戒”到“间接惩戒”进而走向“故意无视”的冷性暴力，也折射出底层乡校在村落教育变迁中对学生管理的无奈。事实上，“故意无视”作为 “间接惩戒”失败后的一种惩戒术，主要流行于对付乡校较高年级中已被放弃的“差生”，他们往往是“隐性辍学者”。这些被放弃的“差生”的家庭，往往不像杨刚的家庭一样愿意积极介入学校处罚，相反，他们正是乡校中占据绝对主体的教育淡漠者。
事实上，当下农村家长与乡校之间的关系淡漠已渐成新常态——
其一，诸多孩子父母都在外地务工，因为缺乏教育经验，再加上他们自己在外地工作难免也会遇到各种烦心事，以至于有些孩子在学校严重违纪后，学校用电话联系家长以求共同处理时，却每每遇到困难：刚开始打电话时，家长会答应学校共同教育，但方法却仅限于远程恐吓和威胁，效果欠佳，孩子屡犯成为必然;当学校再次电话时，多数家长就不耐烦了，或推脱说让学校随便怎么处理都可以，或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
其二，多数家长平时几乎从不和学校有联系，甚至学校要求每学期开一次家长会，真正能到校的家长也不到1/3，后来学校请到校的家长转告：开家长会当天签名并返还住宿生生活补助，来开会的家长才逐渐增多，但不少家长签字领完钱后立刻离开。
其三，底层乡校教师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谱系，早已与当地乡村没有任何文化上的牵挂和依归，乡校早已悬浮于乡土，传统意义上精神互契的家访甚至连形式和过程都被直接取消。家校之间的淡漠关系，也难免助推了学校在日常管理中“故意无视”这种冷性暴力的发生：一方面，既然家长都不管不急，乡校老师又何必去急去管，只要不出重大安全问题即可;另一方面，家长们诸多“唯利”的潜在日常行为与态度给孩子们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变成了一种可供自由选择消费的市场行为，与金钱有关，而教师只是教育产品的提供者，学生有权选择读或不读，教师也没有必要去强迫和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