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坏孩子”变好了，却也被毁灭了-世界微资讯

权力对于人的异化无孔不入，潜移默化，自由成为天方夜谭。

撰文 | 重力泉零号土著

(资料图片)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一个举世闻名的伟大指挥家，一个无人知晓的失败音乐家，一个永远等不来的星期六，一场跨越五十多年的对话，一个创造奇迹的合唱团，一场烧毁一切的大火……

在满是淤泥的池塘之底，会开出恶之花，还是自由之花？

12月2日，《放牛班的春天》4K修复版在内地上映。这部2004年的法国电影，在豆瓣评分9.3，位列豆瓣电影Top16，时隔18年与我们在大银幕见面，为世界的严冬带来些许温暖与慰藉。

这次重映是对该片演员雅克·贝汉的缅怀，官宣海报也特别致敬了这位电影史上的传奇。

这位法国演员、导演及制片人于今年4月去世，享年80岁。他出演了《天堂电影院》和《天伦之旅》，制作、执导了《微观世界》《喜马拉雅》《迁徙的鸟》等自然纪录片。

在《放牛班的春天》中，雅克·贝汉饰演的世界著名指挥家皮埃尔旧地重游，在翻阅一本50多年前的日记本过程中，童年往事浮上心头。

池塘之底，文明的遮羞布

1949年的法国乡村，失意的音乐家克莱门特·马修来到名为叫“池塘之底”的男子寄宿学校当教师。

池塘之底是专为问题青少年的矫正教育而设立的寄宿学校，至少对外是如此宣称的。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孤儿，或是被父母认为无药可救的、需要改造的坏孩子。

实际上，这所对外宣称的男子寄宿学校，更像是感化院。来到学校的孩子们，在校长眼里就如同池塘之底的烂泥，扶不上墙，唯有秉持高压政策，规则至上，对他们奉行恐怖的体罚与惩戒。

封闭的钢铁大门和围栏，将学校与外界阻隔，宛如一座监狱；家长不允许随意探视，即使条件放宽后，也只允许每个月探视两次。少年不允许逃走，如果被捉回来将遭受严厉的惩戒。犯了错的孩子需要被关禁闭，担负半个月至一个月时间不等的公共劳动。

在这里，这些野蛮生长的坏孩子，看似变成了好孩子，却也失去了想法、自由和精神支撑，迎接他们的是注定渺茫的未来。

池塘之底就是一块文明的遮羞布，一面是以校长为代表的权力刽子手的高压规训，一面是以公爵夫人为代表的上流社会高高在上的慈悲。

在满嘴仁义道德的假大空之下，被阉割的事实是什么呢？

一个孩子死了。他在走投无路之下，玉石俱焚，选择自杀。一个孩子逃走三次，被捉回来三次，三次都被关禁闭，他却还在计划下一次逃跑，而这样的孩子不止一个。这些令人恐惧的事实，在电影里只是通过他人之口不经意地提及。

什么样的学校，孩子会想要逃跑？孩子会想要自杀？我们似乎有了一个心知肚明的答案。

除却那个纳入影史经典的哀而不伤的结尾，整部作品以难以企及的温柔冲淡阴霾，用人性的亮面来映衬暗面，用音乐与童真包裹了一个现实而残酷的故事。

意识到这部作品对于善与恶一体两面的表达，我对每个角色都建立了新的认知。曾经我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魔鬼”与“天使”，其实惊人地相似。

刽子手与破格者，

也许曾都是理想主义者

马修来到池塘之底后，与校长的一贯作风背道而驰，他组织合唱团，用音乐唤起沉睡的灵魂，让少年们久违地体会到自由的气息。

“守时是规则”“叫我校长先生”“我来告诉你内部规章制度”……马修第一次来到池塘之底时，还未来得及招呼与寒暄，校长便与他进行了意味深长的第一次对话。

“Action-reaction”（行动-反应）这句口号在电影里多次出现，孩子们像是装了某种发条，看到校长出现会立刻端正站好/坐好，听到铃声立刻在院子里集合，一想到要被拉去校长办公室瞬间哭丧着脸求饶。

如果说这一层指令只是把孩子们变成巴甫洛夫的狗，那么它的进一层含义“犯错-惩罚”则是把所有孩子变成囚犯。“不听话就惩罚”，人们都是如此学会服从的。

而命令孩子互相检举，是这一出权力演示与服从性测试戏码的高潮。一个学生的恶作剧要让所有学生共同分担责任与恐惧，如果找不到肇事者，那么就要关所有人六小时禁闭，如果没有人主动自首，那只好找一个活该的替罪羊。

至于那个因为小孩恶作剧而受伤的可怜的老师，校长毫不在意，他没打算送他去就医，也并不想重建正义。他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惩罚学生，举办这场互相检举的“仪式”，是为了毫不掩饰地彰显自身不可置疑的权威，通过杀鸡儆猴的方式，压制孩子蠢蠢欲动的天性与骨子里的反抗精神。

规则的执行无论多么荒谬，道德的辞令无论多么冠冕堂皇，只要手握权力，他就拥有最终解释权。电影中校长令人痛恶的地方，不是本性有多么卑劣，也不是教育方式有多么保守和落后，而是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体，而是强权的幽灵。权力对于人的异化无孔不入，潜移默化，自由成为天方夜谭。

马修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权力的破格者出现——他第一天报道便不守时，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他在还不认识学生的时候便下意识地维护他们，无论有心或无心；他与校长约法三章：取消集体处罚，由自己找出罪魁祸首，不公布犯错学生的姓名，没有考虑这是否打校长脸；他自作主张创建合唱团，而音乐作为超越国界、超越语言的存在，与自由同质。

电影中段一度出现自由的幻影，校长曾被马修和孩子们“征服”：允许合唱团的存在，允许踢球和其他业余活动，甚至与孩子们一起踢球。但幻影很快破碎，在笃定一个男孩偷拿了十万法郎后，在听到孩子们给自己编的“侮辱性极强”的歌曲后，他极其淡定地宣布——终止合唱团。

扼杀自由的号角吹响，没有预兆。我不认为校长曾经真的被感化，他之前只是“让渡”了适当的自由，并没有伤及自身权威。而一旦察觉权威受到挑战，利益受到损害，即使有一瞬间的共情，他亦便毫不犹豫把自由的苗子扼杀在摇篮中。

讽刺的是，当合唱团被公爵夫人关注时，他又化身为合唱团名义上的发起者。可公爵夫人也不是真的在意，她不过是来欣赏一场合唱团演出，同时自己回报一出驾轻就熟的亲民戏。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校长与学监仅仅是黑与白罢了，但电影有意展现一点灰色地带。

我们从他人之口偶尔得知校长曾经吹过小号。这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或许让我们可以想象，年轻时的校长也曾和马修一样，是一个热爱音乐的理想主义者，但却在与现实的碰撞下头破血流，年少时的狂热过后，他亲手给自己戴上枷锁，同时禁锢住更多前赴后继的少年。

选择向现实妥协的校长，来到池塘之底，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公爵与公爵夫人”们的提点，实现阶级跃升。讽刺的是，池塘之底发生火灾时，他正与公爵夫人等一众名流贵胄吃饭喝酒，谈笑风生。他差点就成功了。

而马修则大抵是彻彻底底失败了。

他一无所有地来，一无所有地离开，他还是那个梦想失落的中年人，那个“失败”的音乐家。最初来到池塘之底，其实他也没想过要春风化雨，要实现梦想，而只是希望安身立命。但这些孩子让他打破再也不碰乐谱的誓言，重新灵感澎湃，燃起音乐家的梦想。他在音乐与纯真的世界里得到救赎，也为被囚困已久的少年，带来自由的启蒙。

“别告诉我，你没有想过在这里埋葬你扬名世界的梦想。你有你的梦想，而我也有。”校长与马修的第一次照面是聊规则，最后一次见面则是聊梦想。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谁能做出更高明的选择？更多人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苦苦挣扎吧。

坏孩子要被“四百击”，

才能变成好孩子

终于说到皮埃尔，曾经池塘之底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少年，彼时举世闻名的指挥家。

“天使面孔，魔鬼心灵”，最初看到电影里的角色这样描述皮埃尔时，我充满疑惑。他的确有着天使的脸庞，忧郁的眼睛写满年少的孤独与忧愁，纯真之外还透露着倔强与反叛。

我无法在这样一双眼睛里看到魔鬼。

我很难忘记他趴在课桌上的神情，眼里充满迷茫，看不到未来的方向……

我也无法在他的一言一行里捕捉到坏孩子的影子。

无论是第一节课上，他在黑板上画的那张滑稽的脸，还是在发现马修和自己的母亲勾勾搭搭时，往马修的秃头上泼墨水。他做了很多瞎胡闹的事，但没有作“恶”。

在池塘之底，上课、吃饭、课外活动、训话、禁闭、公共劳动等等已是一套习以为常的体系，即使对于观众，也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默认这一套规则。正是这种习以为常，对于孩子而言异常残酷。

皮埃尔像极了法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经典电影《四百击》里那个出逃少管所、徘徊海边的安托万，他们都在十几岁的年纪体会到童年的消逝，被家人放弃，在世界边缘挣扎。

安托万喜欢读巴尔扎克，而皮埃尔有令人感动与治愈的歌声。不同的是，安托万的文学火焰早早被掐灭，皮埃尔的音乐梦想却在他自己也不自知的时候被点燃。

“四百击”来自法国的一句谚语“Faire les quatre cents cuops”，意思是一个坏孩子要挨打400下，才能怯除恶魔，变成听话的好孩子。所幸皮埃尔没有变成这样一个好孩子。

皮埃尔就像一个平行世界里的安托万。但现实是，谁都可能是安托万，却很难有人能遇见那个看见自己的马修。

电影里的另一个坏小孩蒙丹就没有那么幸运，这是大众认知里真正的坏小孩。

没人把他当成学生，他只是一个实验对象。是的，他从其他感化院转校而来，之所以让他转校，是为了观察他能否被改造，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为了证实这样一个“聚众闹事、性情残暴、撒谎成性、心理变态”的坏孩子，不可能被“感化”。

如果说描述皮埃尔的“天使面孔、魔鬼心灵”还带着师生间的调侃与情面，那么描述蒙丹的那十六个字则是严厉的审判，把他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没有丝毫温度。

他也的确不负众望，入学第一天就对着马修唱污秽不堪的歌，马修也非常罕见地生气了。当马修用“不是所有人都五音俱全”来讽刺蒙丹时，他的眼神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气急败坏地冲出了教室。

他说他不想见自己的父母，并对皮埃尔说：“我们很像，我们的父母都是混蛋，把我们送进这种鬼地方，自己去逍遥快活。”实际上呢，皮埃尔的妈妈来探望过他好几次，最后还接走了他，而蒙丹的父母一次也没来过。

校长笃定他偷盗了学校的十万法郎，打了他六个巴掌，而在这之前，审问已持续了半小时。最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被送到了真正的监狱。虽然最后证实，钱是另一个男孩私藏的，校长也无所谓道：“就算如此又如何呢？他这次没有偷，以后迟早还会犯事，这种人根本无药可救。”

他等不到所谓的正义，只有早已安排好的命运审判。

蒙丹是受害者，是被异化的牺牲品。在那些掌握权力与规则的成年人嘴里，是那无来由的憎恨、痛恶、反感、拒绝和疏远，将他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其实不是，他是被推到深渊的，也没有人听到他的求救。

最后一场大火将文明的遮羞布燃烧殆尽。所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场大火是蒙丹干的，镜头语言也一再佐证了这一点。看着远方的大火，蒙丹燃起了一支烟，一切还有什么可争辩呢？

但如果不是呢？

我们是不是已经在无形之中，扮演了校长的角色，在无需证据的情况下正义凛然地站出来，为他人做出审判。

上帝视角地观看一部电影时，我们很容易区分黑白灰，很容易判断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需要反对僵化体制对于人性的异化，需要打破禁锢自由思想的枷锁。

但现实中，种种庞然大物对于个体的压制、盘剥、束缚和监控，往往更加隐蔽、更加普遍也更不易被察觉，维护者与加害者们往往更不自知。

电影结尾，马修老师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样等来孩子们告别的惊喜，但无数纸飞机冲破囚牢的高墙，一只只稚嫩的手从铁窗伸出，飞越铁禁锢，自由挥舞。

“风中飞舞的风筝，请你别停下。黑夜中的方向，希望之光。”

不尊重的孩子，不会尊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