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冷战后美国生物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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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11月9日电/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立平和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葛依杏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析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从克林顿政府至拜登政府》，作者认为：冷战后每届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都有各自的特点，经历了一个从推动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到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再到在全球建立336个生物军事实验室，然后到企图把新冠疫情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的演变过程。美国政府认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生物安全战略，美国政府也意识到生物安全在国际安全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对其十分重视。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演变的主要动因是，保持全球霸权与保证自身绝对安全，保持军事生物能力优势和美国军工复合体中的生物制药公司赚取超额利润。冷战后美国政府的生物安全战略阻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建立和公约的有效履行，美国生物实验室存在生物毒素泄露和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巨大风险，美国生物实验乱象有在全球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危险。文章内容如下：

冷战结束后，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一直并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在国际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重要缔约国，美国未能履行《公约》的所有义务，甚至公开反对建立多边核查机制。美国政府指责和攻击其他国家拥有生物武器，自己却控制全球30多个国家的336个生物实验室，并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所做的是对全球生物安全的威胁，是对世界各国构成威胁。

一、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政府的生物安全战略经历了一个进化过程，从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到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谈判，再到在全球建立336个生物军事实验室，然后到企图把新冠疫情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贯穿克林顿政府至拜登政府生物安全战略的主线是维持美国霸权和确保美国绝对安全，但每届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都有各自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