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朱云汉的爱中国　岂是一个立场？-全球速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中评社台北2月13日电（作者　石之瑜）朱云汉教授过世，大量亲炙过的年轻同仁，争相为文追思。其中不少人（几乎如遵循一套公式般）表示，即使与老师对中国的立场迥然不同，更不赞同老师分析中国时，从他早年对民主自由的主张转向，也仍无碍他们破例怀念老师。

然而，朱教授近十年来毫不忌讳，尽情分析的中国谠论，岂是立场使然？他对中国所处局势同情理解，无惧诋毁。这样的坦然令人嫉妒。一妒他高屋建瓴、旁征博引的理论深度，让人不敢直视；但更妒他不回避、不隐藏的自信。

朱教授从数字与趋势中看到中国的发展，进而推敲其中的文化密码，是违反民主自由价值吗？他经历台湾治理体制的堕落与崩溃，反省民主自由制度难以为继，不也充满遗憾吗？是谁，在对台湾民主的挥霍殆尽，表现滥情的赞赏？

早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朱教授毕生追随的恩师——胡佛先生——已从中国的治理文化，推敲出台湾民主制度的危机。质言之，一个丧失群体共同性的分裂社会，无法实践民主自由制度。师生同忧，日后的发展果然如此。

一旦社群失去共同感，则人人担心受到侵犯，便充满攻击性，人人草木皆兵，便吝于互助。朱教授切肤感受胡先生所指出，这时的民主自由沦为斗争工具，只用来对想像的敌人制衡，甚至剥夺其权利，却对自己（人）放纵。

朱教授曾追随胡先生主张“内阁制”，正是忌惮“总统制”造成撕裂效果，会破坏国民相互尊重，刺激统治者及其拥趸，去剥夺政敌的自由权利。这时的民主选举，是在动员对敌作战，不是在选政府，无论谁赢，都会制造另一方沦亡的恐惧。

胡先生乃举文化大革命为例说明，听命于领袖的红卫兵，毫未解放，不过是以解放对方为名，遂行敌我斗争。同理，台湾的民主自由变成谁有资格当国民的斗争。朱教授说的绿卫兵四起，正反映这个群体崩解、民主堕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