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欧盟天然气价格上限临时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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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语】

作为全球通胀导火索的欧洲能源危机自2021年9月份爆发到2022年底的已经持续了超过一年时间，对全球能源贸易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欧洲能源危机根源就是天然气。能源危机期间，天然气价格的大幅波动带动全球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缺口进一步走阔。为应对天然气价格的大幅波动，欧盟拟推出针对TTF价格的限制措施，经过漫长的争议，2022年12月19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天然气价格上限临时机制，而这个机制影响如何，本文将为您带来深度解析。

天然气价格上限的机制与争议历程

价格上限机制主要是源于针对东欧局势而制定的各项制裁。2022年6月，G7就针对天然气和原油价格上限制裁措施开始进行多轮协商。由于欧洲市场对俄罗斯石油（含精炼产品）和天然气重度依赖，而价格上限机制显然会加剧欧洲能源供应紧缺，导致欧洲能源危机进一步加深，所以欧盟整体对价格上限持抵制态度。如果站在6个月前，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价格上限是不可能的政策，甚至连讨论的意义都没有。但在时间长河的不断流淌中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一如11月30日，美欧对原油价格上限就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东欧局势终使德国天然气市场与俄罗斯近乎脱钩。随着东欧局势的持续与发展，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导致俄罗斯北溪1供气设备出现问题，导致北溪1的输气量快速下降，不仅如此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也因为各种原因，断断续续，同时因为俄罗斯针对性的卢布买气的反制裁措施，也使得欧洲的刚需客户陷入两难境地。经历过2021年能源危机的欧洲开始战略性的大量进口LNG为冬季做准备，欧洲天然气价格涨势失控，8月26日更是涨到了345欧元/MW。10月19日，北溪1瑞典海域海底管道被炸，北溪1输气彻底中断，德国与俄罗斯天然气最终脱钩。此时对于欧洲来说，价格上限从一种被动的政策协调演变成了一种主动需求。

经济发展水平分化是欧盟推动天然气价格上限机制的核心原因。欧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联合的一个经济体，经济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欧盟的电力市场却提前完成了统一，高昂的天然气价格推升了欧洲电力成本边际，导致电力价格快速上升，这给所有欧盟内部的经济体无差别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一时间去工业化浪潮席卷整个欧洲。欧盟内部经济较发达的德国开始推进本国的天然气价格的上限机制。所谓的价格上限，就是动用国家财政刺激补贴天然气消费市场，使得天然气价格始终稳定在一个水平，为此德国已经多次动用财政手段补贴，仅在Uniper上的支出就接近3000亿欧元。但在统一的欧盟电力市场下，不是所有受影响的国家都有财政拨款去补贴消费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既然已经遵循了欧盟制裁的一体化政策，欧盟也有义务去统一协调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副作用”，这却迎来了德国等一众发达国家的坚决抵制，因为他们应对自身能源危机已经自顾不暇，进一步分担欧盟的能源危机成本已无余力。所以欧盟价格上限自9月份正式成为欧盟的重要议程后，一直争论不休，迟迟未决：发达经济体认为推行价格上限会导致天然气供应更加不可控，发展中的经济体认为要么推进欧盟价格上限，要么放弃制裁措施。

很显然，无论欧盟推出何种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彼岸的美国LNG出口商。

天然气价格上限的机制的达成与机制条件

天然气价格上限难以达成的本质原因是欧盟政策一体化和经济分化的矛盾，但这作为欧盟的“头等大事”，不可能搁置。经过漫长的磋商，价格管制最初从针对俄罗斯天然气设置（怕过境乌克兰天然气管道中断），转变为针对欧洲天然气统一采购（买方设置），最终妥协为针对欧洲天然气价格标杆TTF设置（标价设置）。11月22日，欧盟委员会推出了一个议案：

l价格上限设置为275欧元/MWh，价格上限仅覆盖近月TTF合约

l激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结算价格连续两周超过275欧元/MWh，且TTF价格连续10个交易日高于LNG参考价58欧元/MWh

很显然的是TTF的价格即便在价格失控的2022年8月也达不到激活的条件，但没有办法，为了弥合欧盟内部矛盾，还是凑活出了一个“白条法案”：它几乎不可能执行，也无法保护欧盟内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因此遭到了强烈反对。

经过一个月的磨合，终于最终的版本的天然气临时法案在12月日终于达成，将在2023年2月15日起执行，有效期一年。很显然，争议的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l价格上限下调至180欧元/MWh，覆盖1个月-3个月及1年期的TTF合约，一旦激活，高于价格上限的合约将无法进行，持续至少20个工作日，需要连续三个工作日以上低于180欧元/MWh将自动解除限制。但场外交易不受限制。

l激活需要满足条件：近月TTF连续三个工作日超过全球市场参考价35欧元。

l机制暂停运行条件：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事件，特别是：天然气需求月内增长15%或两个月增长10%，LNG进口量大幅下滑，或TTF交易量同比大幅下滑时。

l机制运行终止制条件：当欧盟宣布紧急状态（因天然气供需失衡）即被停止。

表面看起来，新版天然气价格上限临时机制一方面大幅下调了触发条件，另一方面不限制场外交易且给出了非常灵活的“暂停和终止”条件，似乎是一个满足争议双方的折中方案，但笔者认为它仍然是一个根本无法运行的方案。

临时天然气价格上限仍大概率无法落地

不可否认的是，新版的价格上限政策在激活的条件限制上大大降低了。2023年天然气市场大概率仍是供大于求，欧洲的天然气需求也不会出现大幅度下降或增长。而随着俄气供应持续下滑，欧洲天然气仍存在难以弥补的缺口，如果亚洲市场（欧洲主要参考的价格标的）未有挤兑（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欧洲的补库行为的确可以使得天然气价格突破180欧元/MWh，价格差（欧亚）也很有可能再次突破35欧元（约10美元/mmBTU）。

不过实际看，临时天然气价格上限仍然不具备可实际落地的条件。

首先，它针对既不是供应方的限价（出价），也不是需求方的限价（统一采购），而是针对是欧洲天然气最重要的TTF期货合约，更重要的是它不限制场外交易。也就是说一旦欧洲天然气价格突破“上限”，那么德国等国家仍然可以在场外继续采购超越上限的现货，只是期货市场合约价格被政策锁定了。而ICE交易所也警告说：纸面的价格上限或大大增加价格上限触发的可能性，同时会大幅增加保证金需求。强行推进对TTF合约的价格上限，除了使得合约失去对市场价格的发现，丝毫不会阻碍价格的继续攀升，因此ICE也称：如果欧盟方面推进有争议的价格上限，它或许会退出欧盟天然气市场（取消TTF合约）。TTF作为全球天然气价格标杆之一，是链接亚欧天然气市场和美欧天然气市场的最终要的标杆价格，对TTF进行政策干预会导致定价范式的大范围扰动，最终产生的额外成本只能是欧盟自己承担。

其次，历史上没有一个价格上限政策的成功是由买家实施的。1970美国大通胀时期通过了《1970经济稳定法案》，允许总统对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进行全面的价格管制，以图抑制不断上升的通胀。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推行了价格管制，第一阶段1971年8月冻结工资和生产资料价格90天，第二阶段1973年6月，严格控制企业利润以及工资涨幅。从结果看，价格管制并没有帮助美国摆脱通胀，通胀反而越走越高，史上称之为“尼克松冲击”。价格上涨失控的根源在于市场的供需均衡被打破，而政策干预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增加了供应，很显然被“价格管制”的市场特别是供应侧不可能选择增加供应的，因为这意味着企业的成本收益继续恶化，产出只会不断下降。此后美国人学到了教训，每一次市场危机来临时，都是以财政刺激的手段增加供应为目标，而不是进行价格管制，包括2022年颁布的《通胀削减法案》也是以财政刺激，促进产业回流为手段。当然也有正面例子，例如中国2021年对煤炭价格的干预，也是采取了类似“价格上限”的措施，但中国本身是煤炭大国，自给自足完全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欧洲能源危机外溢影响了亚洲煤炭的供需平衡，间接导致中国短期的供需错配，而在自身掌握供应主导权的情况下，2022年实现煤炭增产3.6亿吨（1-11月），电厂统调库存1.76亿吨，动力煤价格平稳锁定到了政策区间。所以价格上限只是一剂“止痛药”，病根还是要解决供应问题。

再次，天然气市场从供需主体数量上看本身就是供少需多的卖方市场。对于欧盟来说，其天然气自给能力低是先天属性无法改变，全球天然气不像原油，可以大量净出口也仅有美国、澳大利亚、卡塔尔、伊朗、阿尔及利亚、挪威等少数几个国家。放弃唾手可得的俄气，转而从其他地区高价补充LNG，就好比放着自来水不用，非要进口矿泉水瓶装水一样。短期看供给侧根本没得挑选且毫无议价能力，受到运输和再气化设施产能瓶颈也根本无法弥补供应缺口。长期看双碳需求会持续刺激全球天然气需求的上升，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局面只增不减，不论有没有价格上限，亚洲和欧洲市场的天然气现货买方竞争的局面始终存在。2023年欧洲能源危机仍然是困局，一旦亚洲天然气现货紧张，欧洲的价格上限机制就是白纸一张，不仅对增加供应起不到半点作用，也丝毫不会限制欧洲“过剩的场外需求”，最终也无非“自己想办法解决”。花旗大宗商品首席称：180欧元的价格上限是一个荒谬的决定。在笔者看来，无论限价高低，这本身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提案，而“临时”二字也充分体现了欧盟政策制定者对该机制没有“信心”。

展望

能源危机是全球高通胀的导火索，而高通胀导致全球央行加息缩表来收紧流动性又造成了经济的衰退预期。始作俑者的欧洲能源危机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欧盟政策似乎在“自我制裁”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很显然2023年并不是欧洲能源危机的终点。欧洲地区目前“去工业化”趋势仍在持续，价格上涨和鹰派加息缩表也会快速导致需求活力快速下降，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额外压力。如果欧洲对于俄气的态度不产生根本性的转变，欧洲产业投资风险就会大幅上升，工业活力随之快速下降，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供需再平衡只能依赖于能源转型对天然气需求自限，而这个过程可能会长达10年以上的时间，对亚洲市场能源安全不可避免的会成为一个“长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