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绝版书何以重生

编者按 特别想拥有的一本书居然绝版了，这对爱书人来说是一大憾事。但对出版方来说，因为关涉版权和市场情况，重新出版绝版书也并非易事。绝版书重生到底有多难?《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就此寻访到3个比较精彩的复活案例，希望给业界提供借鉴和参考。

《巴金译文集》：拾沧海遗珠 睁久眠睡眼

□见习记者 李多

老版：《巴金译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新版：《巴金译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时值巴金诞辰115周年之际，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十卷本《巴金译文集》，至此，这套绝版书与读者终又见面。它的前世今生是什么?如何编辑设计?又有何亮眼之处?《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专访了这套书的策划发起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作家周立民。

周立民介绍，一直以来，巴金都以小说家身份为人孰知，大约是小说家的光芒，掩盖了巴金翻译家的实绩，以及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翻译工作总是被当作巴金的写作“余事”来看待。尽管其译作不断被重印，但总是零散出版，直至垂暮之年，巴金才作为翻译家系统地整理其译文集。

时隔20年又见

回馈读者正当其时

巴金第一套译文集《巴金译文选集》，在范用先生促动和规划下收录了十册，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和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月同时出版，其简体字版，改装两册精装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12月出版，“编辑过程中，巴金精心校改了译文。他对自己译作极认真，又诚恳地对读者负责，所以重版一次，修改一次，屡印屡改。”周立民说道。

第二次编辑出版的是《巴金译文全集》，共十大卷，囊括巴金结集出版的译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这套书的编辑是巴金一生中最后一件文学工作。巴金在友人、责任编辑王仰晨的协助下，亲自编辑这部译文全集，再一次精心审慎地校改了全部译文，并为每卷写下《代跋》，这部译文集的译文可以视作译者的定稿本。

周立民坦言，“当年那本《巴金译文选集》的出版，距今已近30年;而《巴金译文全集》短时间内也不可能重印，因此，推出一套新的译文集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正当其时。”这才诞生了这套由巴金故居策划，草鹭工作室与浙江文艺出版社携手推出的《巴金译文集》，其文字以巴金先生手订的《巴金译文全集》为底本排印，在严格依据底本的基础上，改正了历次印刷中仍然存在的部分明显的文字排印错误，以收精短译作为主，共分十卷，但是选目上比之前版本有所调整。

体现编者初心

引领读者发掘价值

巴金先生部分译作的单行本，一直在不断重印，特别是王尔德童话、屠格涅夫散文诗以及《六人》等。但是，也有一部分作品，近年来重印的并不多，如施托姆的《迟来的蔷薇》，巴金翻译的高尔基的短篇小说等。在周立民看来，广为流传的作品，一印再印，固然反映的是读者的需求。然而一套书的策划者与编者不应该单单去迎合市场、关心哪些东西流行不流行，还有责任向读者推荐好的作品，引领读者去发现价值。

比如高尔基的《文学写照》，是一类绝佳的人物素描;革命家柏克曼的回忆录《狱中记》，是巴金颇为偏爱的一本书，其中有属于巴金独特的信仰和视界的内容，这本书对巴金影响很大，而其他人恐怕没有多少会关注它。在编辑团队眼中，选择像这样能够体现巴金译文价值的，展现一位拿作品当“武器”的斗士的信仰与精神，才是这套书策划选目的关注点。

据周立民介绍，在一些卷次的正文之外，编者们额外增加了“附录”，主要收入与正文相关的话题，多为巴金在其他作品中谈论该书的内容，其中有些序跋还是近年新发现的、第一次收入集中，它们有助于读者对于译作有更深入的理解。不同于《巴金译文全集》，《巴金译文集》每卷前面都配有彩印插图，其中很多图片出自巴金先生的藏书和珍藏，殊为难得。

呈现化整为零

不止于此日臻完善

编者在内文篇目选择上，倾向于短小精悍的，而没有将大篇幅译文纳入其中，这是巴金先生最初编写自己译文集时就定下的原则。“这次重印，也是想在快节奏的社会里能够给大家提供一套隽永的读物，让大家慢慢读、细细品。”周立民表示。基于此，出版社为这套书做了精心的设计，特意选择小开本，适合化整为零，方便携带和阅读。

这套译文集在编辑过程中，排印底本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巴金最后的改定本。周立民告诉记者，巴金一辈子都在修改自己的译文，一边翻译一边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这套书也尊重作者的意愿呈现日臻完美的版本，为巴金诞辰115周年献礼。

图书绝版是个很遗憾的事情，在周立民看来，我们国内部分出版社对于版权的敲定和打理，前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拿到版权之前，往往缺乏理性，甚至不计代价。但拿到版权之后，却常常疏于维护、续补，这些都需要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