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的渥洼水得神马

渥洼水位于甘肃省敦煌市阳关镇黄水坝水库一带，汉属龙勒县境。如今，这里泉水汩汩，汇聚成湖，水域面积1.5平方公里，湖水清澈，水上鸥鹭点点，岸边绿树成荫，百草丛生，远处金色的沙山和银色的雪山倒影水中，相映成趣，“渥洼澄波”是当代敦煌十景之一。2000多年前，渥洼水出神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将这匹马和后续的故事写入了《资治通鉴》。

【原文】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元狩三年（辛酉，前120）

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诗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马，次以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

—《资治通鉴卷第十九•汉纪十一》

这段资料记录的时间是公元前120年初冬的一天早朝，地点是长安未央宫，事件是汉武帝召集相关人员，讨论给敦煌界渥洼水出神马作赋作曲并“协于庙宗”。事件涉及一匹神马，朝廷一个新设机构乐府和四位西汉名人。

文中的“上”是汉武帝刘彻，西汉第七位皇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对汉武帝的总结评价：“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易服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第二位人物是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工辞赋，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作品词藻华丽，结构宏大，以歌颂大一统的大汉朝为主旨。汉武帝特别赏识司马相如，封为郎官。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有:“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第三位是李延年，西汉音乐家，生年不详，李家世代为倡，能歌善舞，相貌俊秀，他的代表作《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他的妹妹由此得幸，后来封为李夫人。李延年也被封协律都尉，负责管理皇宫礼乐。第四位是汲黯(?-前112年)，西汉名臣，字长孺，河南濮阳人，时任中尉。《资治通鉴卷第十七•汉纪九》中，司马光对他总结评价是：“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汉武帝对他的总结评价是：“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称他们是历史上的名人，是因为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他们都作了传记，汉武帝有《孝武本纪》，司马相如有《司马相如列传》，李延年入《佞幸列传》，汲黯入《汲郑列传》。 “乐府”是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官署，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用，是汉武帝在文化建设和传承上的一大贡献。采集整理的诗歌叫“乐府诗”，是继《诗经》之后，中国古代诗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一位名暴利长的河南南阳刑徒，在敦煌界渥洼水边捉得一匹与众不同的马，便称是“天马”，献给汉武帝。一生酷爱马的汉武帝，此时正在开疆拓土，便借以大肆宣扬，成为西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十余年后，大史学家司马迁将这个故事写入《史记•乐书》。百余年后，班固又写入《汉书•武帝记》及《礼乐志》。此后，东汉李斐、应劭、南朝裴骃、唐代颜师古相继为之作注。特别是裴骃著《史记集解》时，在“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句下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利长先为土人持勒绊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成为一段著名的历史典故。汉武帝给敦煌渥洼水出的神马作了《太一之歌》：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从《资治通鉴》这段资料可知，汉武帝刚刚设立乐府，作曲质量要求特别高，要符合八音曲调，文辞要深奥婉约，仅仅读通一部经书人看不懂，必须是五经专家共同研究诵读，才能理解含意。得到敦煌渥洼水神马后，汉武帝又命令司马相如为神马作赋，李延年作曲。

汲黯直言：“凡圣明的君主制作乐章，上应赞美祖先，下要教化人民。如今陛下得了一匹马，就要将诗谱成歌曲，在宗庙中演唱，先帝和老百姓怎么能知道唱的是什么呢？”汉武帝听了无语，很不高兴。显然，司马光编写这一历史事件的真正目的在汲黯提醒汉武帝“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的政治主张。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编成的一部巨著，所谓“专取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体书，总结出许多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司马光对汲黯情有独钟，从《资治通鉴卷第十七•汉纪九》开始到《资治通鉴卷第二十•汉纪十二》,不吝笔墨，写了汲黯的十五件事，件件都显示出刚正无畏，铁骨铮铮。其中九次单独直面劝谏汉武帝，最尖锐的一次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时天子方招文学儒士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当面尖锐地批评道：“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效唐虞之治乎”。武帝听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之后，气愤的对身边人说“甚矣，汲黯之戆也”。

汲黯对善于迎合应变的当朝丞相公孙弘不留情面，两次当着武帝的面狠揭公孙弘的虚伪奸诈。《资治通鉴卷第十八•汉纪十》中写廷尉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汲黯曾“数质责汤于上前”。写汲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汉武帝既嫌弃又重用，认为他已经接近古代的社稷之臣了。

天下大务，莫大于恤民。汲黯德行深厚，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力劝汉武帝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不铺张、不扰民，做让天下老百姓受益的事。直谏廷诤，不顺非而泽，至今再读，仍觉可贵可敬。

大道蕴于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治国有常，利民为本。2000多年前，在敦煌渥洼水边捕获的一匹马，一首诗，一篇赋，一节曲，一段直谏，在朝堂引起了轩然大波，留下了一段历史典故。历史是一部人性的回忆录，通过品读历史人物事件，我们可以洞悉一个时代的成败。

来源：敦煌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