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高负债，高杠杆，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如日本，也是个高负债的社会。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动态来看增速太快，按香港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许成钢的说法，6年前全社会杠杆率才只有76%，6年后已经增至282%。2015年9月一个月新借了6万亿人民币的债，相当于总额的10%。“照这种速度发展，岂非非常危险?”
越是负债高，越是高杠杆，投资者越想把资金投在一线房地产市场，这既有对“北上广深房价会永远上涨”的迷信，也确实有其合理性，因为别的投资更不保值。但随着房价发烧，风险也变得越来越大。
全社会变得“投机化”一大根源，在于政府行为的“预算软约束”
随着“高杠杆”成为经济“新常态”，政府也已经发现，不管是股市还是楼市都越来越不理性，调控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人民日报随便发一篇文章可能就造成过热，监管部门一个查处可能就造成过冷，大起大落，大涨大跌，棘手得不行。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即便有高杠杆，也不像如今的中国股市楼市那么惊心动魄。
“预算软约束”，说白了就是政府管不住钱袋子
之所以出现如今这种情况，很大原因在于政府行为的“预算软约束”，在许成钢教授看来，这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多年来就存在的“老病”。所谓“预算软约束”，最早是针对企业的，指国有企业发生亏损时，政府时常对其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或提供财政补贴，从而扭曲了市场。随后，这一概念被引入财政预算管理中，是指对政府支出缺乏有效控制，预算机制无法制约政府过度支出的倾向。说的明白些，就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想要政绩的时候，就大力投资各种基建之类的，超出财政预算没钱怎么办?找银行借，拿土地抵押，而银行不得不借。由于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纳税人无法控制财政资源的流向和用途，而政府垄断了公共财政资源的裁量权，造成地方预算软约束现象十分普遍 。这就是如今经常被说起的庞大的地方债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