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预算软约束”有多大害处呢?对于企业是扭曲资源配置，对债务敏感下降;对地方政府而言同样如此——扩大了不必要的投资性支出规模，同时降低了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还降低了教育、医疗等民生性支出。用这种方式增加了大量的GDP，但给民众福祉的增加远没有这么好看，同时留下了大笔的债务。债务则如前所述，造就了这么一个“高杠杆”的社会。而且“预算软约束”实际上相当于说话不算话，财政没有纪律，私企与国企难以正当竞争，银行债务风险被生生拉大。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处在一个高风险、低信用、低安全感的状态。那就无怪乎投资者短视、捞快钱、有什么题材就炒作什么题材，变得越来越投机化。
变“预算软约束”为“硬约束”，需要法治，需要良好的监督
与“预算软约束”相对的，叫做“预算硬约束”，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要有严格的财务纪律。政府超支了不能随便发债，找银行借钱，企业资不抵债了就要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债务才不至于过快提升，金融市场才能有效起到作用。
如何实现“预算硬约束”，需要的是法治，需要的是对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如此资本市场才有安全感，才能真正具有信用。按许成钢教授的说法，“实际上整个近现代的金融本质上就是合同，不同形式的金融合同。这些合同就是法律造出来的。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谈金融合同，一定是乱得一团糟。合同何时可以执行、何时得到保护，都是由法律说了算的。 ”实际上，政府预算就应该被视为合同，随意超支，随意举债，是违反合同的，司法体系应该对其进行阻止。结语从楼市说到高负债、高杠杆，再说到“预算软约束”、法治和监督，看似无关，但实际上存在深刻的关联。中国人以爱储蓄而著称，喜欢量入为出，不像西方那样先享受再花钱。怎么突然就成了 一个高负债，高杠杆率的社会呢?政府理当做出表率，并建立制度进行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