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认为，为鼓励农民工落户，今后可能需要探索一种激励机制，让这些农民在农村土地的产权，包括宅基地、集体股权收益分配权等，有变现或自愿有偿退出的机制。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农民可自己选择，把他们在农村的权益变现之后再到城市落户，“目前这套机制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这是下一步需要探索的问题”。
专家建议：
放开农民工到大城市的通道
可以想象，当涉及农民利益的“三权”确立之后，农民到城市落户的积极性定会高涨。但是，人们更关注：这些农民走出农村后会选择去哪里呢?
近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孙中伟在《人口研究》上发表了《农民工大城市定居偏好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研究》一文，他的分析显示，工作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特大城市的农民工，在本地定居下去的意愿最高，其次为一般大城市，比如苏州、无锡、宁波等，其他中小城市，农民工定居的意愿最低。
孙中伟的调查结果很明确，大城市是农民工定居的首选。有意愿进城落户的农民工中，有70%的落户意向是大城市。江浙沪三地统计表明，在省会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本地定居意愿高达75.1%，而在中小城市工作的定居意愿为47.27%。
可是目前的户籍政策恰恰是大城市设置了高门槛。《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明确了城镇化建设的主攻方向为“中小城市”。可以说，控制大城市发展是基本思路。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欢迎农民工但是却不愿意来，农民工愿意到大城市去却受政策所限又去不了，似乎国家的户籍政策和农民工的个人意愿在空间上错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