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60项改革任务中的一项，相比之前“稳步推进”、“适时推进”表态看，新一届政府改革的决心更大。此次楼继伟财长“义无反顾”的表态，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房产税缘何“难产”?如楼部长所言，信息征集能力弱、利益阻碍是两大阻力。房产信息联网不见下文，难度更大的不动产统一登记会蹈覆辙吗?
在财富聚拢、财富传承、保值增值上，没有哪一项资产能匹敌房产。于是，房改以来的20年，房产已成富人、权贵第一追逐目标。招行和贝恩资本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3年之前，房产是富人资产配置第一选择;近年来，整顿吏治显示，房产已成为贪腐和利益输送的首选。信息极其混乱(有的城市房子种类就高达十几种)，加上利益阻碍，“难产”就不奇怪了。
我国税收在组织政府收入上的效率很高，但税收的另一大功能，即在调节收入上，实在太差了。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这是全球调节收入的四大税种。但在我国，目前只有个人所得税“一根独木”。但问题是，2011年，财政部门曾披露，起征点从2000元上调到3500元后，纳税人数由8400万骤减至2400万。这意味着，个税已沦为“工薪税”。
普通百姓靠工薪、富人靠非工薪收入，个税调节功能有限，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从1994年的0.37上升到2013年的0.47，我国已跨入收入差距最大国家序列。国民经济“十三五”规划、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等，均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也是全面攻坚小康，建设内需社会，攻克“二元结构”等改革任务的目标浓缩。实现共享，就必须缩小收入差距。
目前，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并非工薪收入，而是财产和资产收入，特别是房产收入的差距。当下，城市化和房地产都进入“下半场”，前者叫都市圈时代，即人口向服务业集中和收入高的都市圈迁徙;后者叫存量房时代，即存量房交易占主体。两个“下半场”相遇，意味着类似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会越来越高。在“资产荒、水汪汪”的年代，全国资金、全国的富豪，都来这些城市买房。由此，没有有效的收入调节工具，热点城市的楼市会走向泡沫集聚，直至走向崩溃的境地;另一方面，代表我国产业升级方向“优等生”的京沪深三大都市圈，“脱实入虚”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