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暴露加速 农商行困局求解

　　时代周报记者 曾令俊 发自广州

　　最近频频上头条的除了网贷平台之外，还有农商行。

　　6月底，贵阳农商行因为不良率过高被下调评级；7月10日，山东邹平农商行被下调评级。据同花顺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6家银行的信用等级被调降，其中有5家为农商行，占比超过8成。而去年全年，60家银行的评级被上调。

　　一方面是农商行不良率因大幅度攀升，评级被下调；另一方面则是两家农商行相继被证监会发审委取消上会审核。

　　“这种情况与银行业去年开始的严监管有一定的关系，同业业务等受限，这轮严监管对大行以及龙头股份制银行是有利的，对一些业务不大合规的地方性银行影响很大。”一位股份制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农商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一直存在，只是最近他们开始更如实地披露，以前的报表不如实反映，其实监管一直都有要求。”一位股份制银行地方支行行长告诉记者。

　　根据监管数据，2017年末，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16%，并且呈现逐季升高趋势，2017年一季度末仅为2.55%。到2018年一季度末更是上升至3.26%，远高于商业银行的1.75%平均指标，与同时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稳定走势分化较大。

　　银保监会近期表示，目前银行机构运行稳健，风险可控；目前商业银行整体贷款质量和经营效益稳定，风险抵补能力和流动性储备充足。

　　评级频遭下调

　　7月10日，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将山东邹平农商行主体评级下调至A+，评级展望为负面，其理由是：跟踪期内区域信用风险持续暴露，邹平农商行不良贷款大幅攀升，拨备覆盖率低于监管要求，资产质量明显下行等。

　　截至2017年末，邹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9.28%，相比2016年末上升6.8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由215.30%下降至59.28%，资本充足率从2016年末的11.73%下降至7.12%。净利润只有0.001亿元，也比上年的1.13亿元下降了99%以上。

　　东方金诚的评级报告指出，作为地方农村金融机构，邹平农商行信贷投放主要集中于区域内中小微企业，以中小制造业为主（制造业贷款占对公贷款比例为64.74%），而客户又相对集中（前十大客户贷款集中度高达52.26%），面临的信用风险较大。

　　“这就是城商行与股份制等银行相比比较特殊的一面，贷款类型比较容易受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上述股份制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说。

　　事实上，邹平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是在2017年突然变差的。2015年、2016年，该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3.29%、2.3%。分析其原因，东方金诚评级报告提出，邹平农商行不良率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受环保整治、担保链风险传导等因素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环保整治等政策持续推进对邹平县区域经济产生较大冲击，部分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均出现经营困难，信用风险不断暴露。

　　在此背景下，邹平农商行以制造业中小微企业贷款为主的信贷资产逾期现象明显增加，并通过担保链条逐步传导，导致该行资产质量明显恶化。

　　超高的关注类贷款比例也让邹平农商行资产质量持续承压。截至2017年末，该行关注类贷款为42.16亿元，占总贷款比例为31.19%，远远高于2017年末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占比3.49%。

　　评级报告指出，邹平农商行关注类贷款下迁将进一步加剧其资产质量恶化。事实也正是如此，2018年一季报显示，邹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已经上升至10.49%，较2017年末上升1.79个百分点。

　　评级报告显示，为了应对资产质量下行，邹平农商行一方面大力推动贷款结构调整，加强存量贷款的风险排查和检测，并通过健全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机制，推进信贷队伍建设等措施提升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减少新增不良贷款。另一方面，该行多措并举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力度。

　　资产质量恶化还引起了资本充足率的大幅下滑。截至2017年底，邹平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7.12%，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22%。三项指标均已低于2017年过渡期资本充足率要求。而该行2015年末、2016年末资本充足率均大于监管要求，分别为11.98%、11.73%。

　　评级报告称，考虑到该行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较大，盈利能力亦大幅下降，内源资本积累能力已大幅弱化，该行面临较大的外部资本补充压力。

　　对于这份评级报告，邹平农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由于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暂时无法回复。

　　不良率较高

　　这并不是个案。今年1月，山东五莲农商行的评级展望被中诚信由稳定调整为负面。2月，吉林蛟河农商行的主体信用等级，被上海新世纪资信从原来的A+降至A，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相关债项评级则全部从A降至A-。

　　5月，山东广饶农商行的主体信用评级被东方金诚从AA-降至A+，展望从稳定到负面。近期则是邹平农商行、贵阳农商行被降级。可供对比的一个数据是，去年全年60家银行的评级被上调。

　　评级遭遇下调是一方面，近期多个农商行公布了2017年年报，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部分农商行经营情况并不理想，不良率远远超过农商行的平均水平。

　　比如河南修武农商行，根据年报，截至2017年末，该行总资产69.87亿元。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净利润却呈现出断崖式下跌。一方面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5亿元，同比增长9.5%；一方面是净利润300万元，同比剧降92.86%。它的资本充足率从2016年末的12.92%下降至2017年末的-0.75%，拨备覆盖率从191.06%下降至43.44%。

　　而山东寿光农商行，其2017年年报则被该行聘请的审计机构出具了保留意见。会计所认为，寿光农商行若按照会计政策计提相关减值准备，2017年度净利润将减少7.53亿元，而该行2017年净利润仅为6569.98万元。这意味着，如果按照规定的会计政策计提发放贷款和垫款损失准备及抵债资产减值准备，寿光农商行将大幅亏损6.87亿元。

　　数据显示，山东寿光农商行资产质量2015年开始大幅下行，不良贷款率明显攀升，2017年不良贷款率高达4.22%，同时拨备覆盖率已经降至100.84%。

　　在排队上市的农商行或许也受到波及。7月2日，青岛农商行在上会前夜被证监会取消上会审核；7月9日，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也在上会前夜被按下暂停键，其理由均为“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市场多认为与其资产质量问题有关。

　　“在最近半年多的时间里，银行IPO过会成功率100%，最近两家农商行相继被取消上会，也为其余排队的农商行敲了警钟。”一位投行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发审委关注的核心并不是银行的净利润，而是资产质量，今年成功过会的银行，有关资产质量的问题频频被提及。

　　证监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算上取消审核的两家农商行，共有19家各类银行排队IPO，这其中农商行就有8家。除了上述两家，还有厦门农商行、江苏大丰农商行、重庆农商行、亳州药都农商行、安徽马鞍山农商行以及江苏海安农商行。

　　除了评级被下调之外，农商行还出现频频被罚的现象。日前，黑龙江大庆银监分局针对“违规办理同业业务”连发四张罚单。其中，大庆农商行被罚1000万元，黑龙江肇州农商行被罚600万元，黑龙江杜尔伯特农商行被罚700万元，黑龙江林甸农商行被罚700万元。

　　天眼查信息显示，大庆农商行是其他三家农商行的股东。这也是银监系统对农商行同业业务开出了近年来最大一笔罚单。“对农商行来说，这属于巨额罚款了，很多小的农商行都是微利。”华南一位农商行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加速揭盖子

　　“这只是农商行个别的现象，不能代表农商行的整个群体，这个要区别来看。”在采访过程中，多位专家都这样提醒记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农商行和农信社数量高达2000多家，这些暴露风险的银行数量占比很小，银行暴露的风险总体还是存量隐藏的风险，由于监管强化，要求贷款分类和真实反映，因此存量风险浮现到账面上，属于个别现象。

　　但近年农商行整体不良率上升却是业界的一个共识，这与不良贷款确认趋严、去杠杆以及监管趋严等因素分不开。

　　在监管层面，今年1月5日，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3月30日，银保监会农村金融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大额风险监测和防控的通知》，将之前意见稿监管要求开始落实到农村中小银行。

　　“就是在降杠杆之下，金融业过去严严实实的盖子正在逐步被揭开。”民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廖伟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农商行的地域特性特别明显，贷款和经营基本集中在当地。如果当地的产业环境好，农商行的日子就会好过，反之就会受坏账上升等的困扰，风控是一部分，‘靠天吃饭’也是一部分。”上述农商行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天风证券分析师廖志明在研究报告中表示，农商行由农信社改制而来，相比上市银行，农商行普遍公司治理水平较低，不良认定标准较松，因而受不良监管趋严影响较大。

　　中信证券银行业研究员肖斐斐认为，小型区域性银行由于自身管理问题，前期积累了较大的存量资产问题，而在银保监会今年强化资产质量真实性的政策指引下，问题资产发生集中暴露。

　　受不良认定标准趋严等影响，农商行整体不良率由2016年第四季度的2.49%大幅上升至2018年第一季度的3.26%，与同时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稳定走势分化较大。

　　“农商行自身的疮疤也在严监管和去杠杆的强光照射下暴露出来。坏账率飙升只是疮疤之一，其背后的缘由却埋藏已久。农商行还存在前期信贷业务管理较为粗放，客户经理队伍整体业务素质偏低，分支机构审批权限过大等内部管理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李含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中金公司研究报告指出，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未来中期内银行体系会面临地方小型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和出清的趋势。近年来，对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的整顿和社融增速的严控使得高杠杆的区域不良暴露增加，监管在贷款分类和非标回表等方面更加严格，以及强监管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更勤勉尽责，这几个叠加的因素将加速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的暴露。

　　“未来，不良贷款偏离度限制政策下，小型区域性银行不排除仍有问题资产大幅暴露可能，特别是2016年、2017年评级展望有下调的城农商行。同时，全银行业资产质量处于整固期，拨备新政、债转股政策均有利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持续改善。”肖斐斐认为。

（责任编辑：华青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