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武胜地方党组织建立前后武胜的社会经济状况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四川，各国的传教士大批涌进四川。他们每到一处，就和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霸占土地、设教堂、立教会，欺压群众，蛊惑人心，走私犯禁，干预行政，形同地方上的太上皇。据《四川省洋务局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1910年10月）统计，在广安州、邻水县、定远县的天主教、耶稣教的从教人数达430余人，教会有房产28所，地产273亩。这些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以教堂为掩护，利用金钱和食物聚集人群传播教义，发展教徒，还接受一些流氓恶棍入教，这些人受到教会的庇护，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传教士还依仗“治外法权”和清政府“保教”政策的庇护，蔑视地方政权、干涉政务，以教会的名义包揽了诉讼、役使、公堂，破坏当地法律乡俗，并在经济上进行地租剥削和洋货走私。教会还强占民地民产，获得大量教产。由于教会的种种暴行，多次激起四川各地人民的反帝反教会的斗争，武胜人民也群情激愤，参与其间。1898年，武胜人民就举行过反洋教的斗争，他们捣毁教堂，焚烧教民住宅，反对洋人传教。

1895年，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后，重庆正式成为外国的通商口岸。1900年，第一批帝国主义军舰和商船在清政府的保护下驶入重庆江面，并上溯宜宾，我国的河内主权，到此被破坏殆尽。地处四川东部的武胜，在宗教、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帝国主义侵略逐步扩张和深入。

定远（1914年5月更名为武胜县至今）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李、蓝起义和“反洋教”斗争中，定远儿女挥戈上阵，不屈不挠，表现出了英勇的战斗精神，为武胜革命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席卷了半个中国。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巨额军费，加紧对人民的搜刮，促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859年7月，云南昭通农民李永和、蓝朝鼎等在家乡聚众起义。10月，他们率起义军由滇入川，连克筠县、高县、庆符（今属高县）诸县，以“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为号召，深得四川人民的拥护，人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千人。随后起义军攻占犍（为）乐（山）盐场，围攻雅州（今雅安）、绵州（今绵阳），并在川南地区和涪州鹤游坪建立根据地。义军驰骋于四川数十州县，扩充至30万人，巨大的声势震惊了清政府。1860年9月，清政府急调湖南巡抚骆秉璋督理四川军务，率领湘军入川镇压起义。1861年4月，义军何国梁部围攻顺庆府（今南充市）10日未果，转由李渡攻入定远烈面一带，5月初，兵分三路攻打定远县城。骆秉璋急命黄淳熙为前锋统帅，带三千人马前往镇压。起义军以退为攻，在合川、定远边境的二郎场燕子窝设伏，一举消灭了骆的前锋部队，击毙敌主将黄淳熙，大挫湘军锐气。湘军经休整后，于6 月18 日赶至离定远县城十五里的姚家店，分三路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何国梁牺牲。余部退往二郎场，与赶至该处的另部起义军数千人会合。起义军随即转移至绵州，与蓝部义军会合。

李、蓝起义持续六年之久，活动范围遍及滇川鄂陕甘五省，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地方封建势力的统治。

在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同时，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甲午战争前的30多年间，四川人民不断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教会的“反洋教”斗争。饱受教会之苦的四川民众，自发起来捣毁教堂、驱逐教士、惩办不法教民，成为“反洋教”斗争的主要形式。1886年至1890年，大足县龙水镇民众三打教堂并引发了第一次余栋臣武装起义。1894年，法国传教士来定远县兴隆（今万隆镇）、复兴（今金牛镇）等场镇修建教堂，以传教为名，四处欺压百姓，全县人民对此深恶痛绝。1898年，余栋臣等在大足县龙水镇再次起义，并在荣县河包场活捉法国教士华芳济。起义军分路出击，号召人民起来“誓雪国耻”，队伍发展到两万余人，震动了全川。定远县民邹南山、雷德安等人积极响应，揭竿而起，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传教士的斑斑劣迹，揭露封建官绅“助纣为虐”，号召人民奋起驱逐外国传教士，并带领村民焚教堂，火烧教民住宅数处，与前来镇压的清兵于万善乡（今万善镇）北的杀人坳几经激战，伤敌多人。清定远县令惊恐万状，调集乡勇围剿，起义军兵败烈面曾家沟。

李、蓝起义和反洋教斗争，从性质上来说都属于农民的自发斗争。他们虽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他们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