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对话古遗址·石家河遗址① | 庞大恢宏的史前古城

采访组一行在站在石家河古城垣上

走进湖北石家河遗址：长江中游规模最大史前城址群

四川在线记者 吴梦琳 

今年以来，随着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大量新发现，地处西南、位居长江上游的古蜀文明，再次惊艳世人。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这个以水为介质的空间结构——长江流域中，从上游的三星堆遗址，到中游的石家河遗址、凌家滩遗址，再到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共同串联成一条文明“星带”，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璀璨星空中，与黄河文明交相辉映。

今年9月，四川日报全媒体“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大型融媒体报道组从三星堆出发，沿着长江一路前行，来到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的石家河遗址，这里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主体年代时间距今约5900年至3700年，发现了数以百万计的陶器，以及精美绝伦的数百件玉器。

石家河古城墙

站在肇造于近5000年前的城垣遗址上，眺望着眼前广袤的稻田，畅想曾经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史前古城的庞大恢弘和繁荣兴盛，一种文明时空穿越之感扑面而来。

“随着石家河遗址的科学考古工作持续进行，深化了对于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认知，也揭示出与中原文明以及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说，地处长江中游的石家河，与宝墩、石峁、陶寺等同时期文化圈互相作用，多维度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对中华文明多元起源作出重要贡献。

持续2000年，可以分为这三个时空阶段来认识

石家河遗址所处的江汉平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历来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据目前考古发现，早在距今7000年前，就已有人类在这里居住繁衍。

上世纪50年代，为配合当地水渠工程建设开展考古调查，遗存分布丰富的石家河聚落遗址进入考古学家视线。60年来，数次艰苦细致的科学考古工作，逐步还原出这一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史前遗址的文化面貌。“石家河遗址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持续时间很长，主要时间跨度为距今5900年至3700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方勤说。

方勤介绍，石家河遗址是一处持续发展了2000年的大型史前城址群，包括约40处遗址遗存点。要认识石家河遗址，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志性特征，分为三个时空框架：

第一阶段：距今5900-4800年的中心聚落初步形成期，逐渐建成了中心聚落谭家岭城，这一时期可称为谭家岭城时期。

第二阶段：距今4800-4200年的繁荣鼎盛期，以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的建成为标志，可称为石家河城时期。

第三阶段：距今4200-3700年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也被称为肖家屋脊文化时期，这一时期，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改变，原本的石家河古城不再使用，但大量玉器开始出现，造型丰富、制作精美，体现着高超的琢玉技艺。

石家河出土玉器

石家河出土玉器

城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发达程度。方勤介绍，在谭家岭城时期，距今约5500年前，一座古城形态已经初步建成，有着由黄土堆筑而成的城墙，城墙之外还有城壕，城壕内总面积约26万平方米。

随着时间车轮向前，社会不断发展，到了石家河城时期，以谭家岭古城为中心，城市规模向外极速扩张，总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成为同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聚落和都邑性城市。

在今天，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在当时生产工具较为落后的史前社会，4800年前的人们是如何建造出这样一座如此规模庞大的古城。保存至今的石家河古城西、南两面的城垣，则真切地昭示着几千年前这里曾经辉煌繁荣。

在天门市博物馆徐同斌的带领下，记者一行登上了石家河古城的西城垣。西城垣保留最为完好，总长度超过1千米，虽然已长满了野草，依然能感受出曾经的气势恢宏。而城垣旁的宽阔的护城河，也同样被保留了下来，河面波光粼粼，增添了别致风景，也留给今人探寻古代历史的一个讯息。

在上世纪90年代，正是因为这一段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土坡”，被考古人员发现实际上是一段古城墙，从而逐步确定出石家河城这一庞大的古城的存在。

“从地理空间上看，石家河古城周边，还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共同形成了一个有着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以石家河城为核心的石家河聚落群，正是当时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徐同斌介绍。

200余万只红陶杯，见证专业化规模化的社会生产

不仅规模庞大，石家河古城内功能区域划分明确，目前已知的包括居住区、墓葬区、手工业区等等。

居于城中心的谭家岭，在石家河古城时期，发展为了重要的居住区。在这里发现了房址、墓葬和灰坑。房屋的形态均为长方形，以分间式为主，也有单间式。2016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一座残存的石家河早期的面积达144平方米的建筑台基，据推测，这里或许就是宫殿性礼仪建筑留下的遗迹。

而位于城内西南部、靠近古城城垣的三房湾遗址，则是手工业区。截至目前，在这里已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厚胎红陶杯残件，以及与制陶有关的窑址、黄土坑、储水缸、烧土面、洗泥池等遗迹，考古学家判定，这里正是一处大型的专业生产红陶杯的手工作坊。

留存着超过200万支红陶杯的手工作坊

记者看到，现场堆积的红陶杯密密麻麻、层层叠叠，蔚为壮观。据考古学家初步勘探，这些红陶杯距今年代约4300年-4000年，堆积的范围超过5000平方米，厚度达到1-2米。“据估算，这里埋藏着的红陶杯，总数应该超过200万只。”徐同斌说，这里生产的红陶杯，有一些是生活用具，应该是用来喝水，还有一些，口沿外翻，容积非常小，应当是祭祀使用。

特别的是，留存在三房湾遗址的红陶杯，基本都是残破的，几乎找不到一件完整品。“据此推测，当时生产的质检非常严格，好的就拿走了，残次品则留下来废弃堆积在这里。”徐同斌介绍。

石家河陶器上发现的刻画符号

石家河出土陶器

光是残次品就已超过200万只，从这里所产出的红陶杯的总量更是惊人、难以估算。生产如此数量庞大的红陶杯，显然不只是为了满足石家河先民们使用，很有可能具有商贸功能，与周边聚落进行交换。在徐同斌看来，这也正反映出当时已经存在大规模专业化生产，这是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在石家河古城外，还有着“配套建筑”。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垣外、古城正西方，有一座人工堆筑的方形台地，南北长110米、东西宽130米，被称为印信台遗址，应当是当时的古城配套的祭祀专用区。据介绍，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100余套瓮棺遗存，包括盖鼎、扣碗、立缸等，此外还有将红陶缸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套缸遗迹。这些陶缸均为夹粗砂红陶，器形以宽折沿深腹小平底缸为主，上面刻画着不同符号，有些类似于镰刀、号角、杯子，或许这正是文字起源之前，人们以此来传递某种讯息。

在方勤看来，这样一个大体量的完全由人工堆积的方方正正的台地，在当时也必然耗费了不少的人工成本，可见这在石家河人心中，有着非常神圣的地位。

“印信台所发现的套缸遗存，最长的有30多节、9米多长。通过对套缸的形制、纹饰、成分、上面刻画的符号等进行分析显示，这些套缸来自于几个不同的生产场所，同时，套缸直接存在着打破的早晚关系，表明这里进行的祭祀活动是不同的人群参与、不同时间进行的结果。”方勤说。

方勤介绍，石家河聚落遗址遗存丰富，既拥有同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址，又有大型的居住址，同时还有印信台这样的大型祭祀遗址和三房湾遗址大型的制陶作坊。正是从聚落功能的专门分区和出土遗物的等级及丰富等多方面分析，石家河遗址可以被视为当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

石家河祭祀台复原场景

史前玉文化又一个巅峰，与其他文化圈存在丰富交流

早在1955年，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城外东南方向的罗家柏岭遗址，发掘出一批玉器，制作精美，其中包括一件“团凤”造型的玉器，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中，被誉为“中华第一凤”。

由于技术条件有限，考古学家们没有技术手段进行准确测年，复杂又细致的雕刻技艺、栩栩如生的造型，让当时的考古学者们误以为这件玉凤应当来自于西周时期。后来，随着石家河遗址考古的持续进行，这件玉凤的年代被修正——来自于距今约4000年前。

更令考古学家震撼和惊叹的，是2015年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意外发现了9座瓮棺葬，出土了240余件随葬玉器，造型丰富、制作精美、技艺高超。

在天门博物馆中，记者看到，陈列在这里的在谭家岭遗址所发现的玉鹰、玉虎、玉蝉、玉璧、玉环、玉璧、玉璜、玉珮等，体量较小，但玉质很好，器型非常精致，使用圆雕、透雕、浅浮雕、减地阳线刻等多种技艺，代表着当时中国玉器文化的又一个巅峰。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玉人头像，这是当时代表着最高等级的玉器，填补了过去在玉敛藏等级划分上的缺环。

石家河遗址群沙盘模型

“石家河遗址所发现的玉器绝大部分都是本地铸造的，全部来自于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是石家河文化的突变与衰落期，石家河文化面貌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例如出现了大量的此前未见过的来自于中原地区的瓮棺葬，而曾经这座庞大的石家河城也已经不再使用，但这些玉器的出现，说明当时依然存在着发达的手工技艺。”方勤说。

而从这些玉器中，能够看出石家河与其他地区文化的鲜活的交流和影响。

“在同时代的陕西石峁、山西陶寺，都发现过来自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同时石家河也受到对方的影响。”方勤说。

例如在石峁，发现了来自于石家河鹰笄和虎头，而在石家河则发现了石峁较为典型的牙璋。此外，石家河与山东龙山文化，也发现了相似的玉笄，之间应该也是存在交流。方勤介绍，还有石家河所发现的玉璧、玉龙等，应该也是受到了来自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中原地区等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

在后石家河时期，石家河文化面貌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并且在之后突然消失？方勤说，这或许可以联系文献来寻找答案。

在历史文献中，汉江古民族被称为“苗”，在史料中也有着“禹伐三苗”的记载，从时间上来看，也正好可以与石家河文化面貌发生重大变化而契合，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文化面貌出现突变，正是三苗被大禹所征服的结果，后石家河文化，甚至可以被视为江汉夏代文化。

在方勤看来，不论是文献中的“禹伐三苗”中武力征服，或者以德服人、和平谈判，甚至只是交流活动能力的增强，“不管如何，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石家河在逐步融入中原文明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