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担忧，如果我们不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资本快速注入电影市场，那么高速的增长或许并不能给电影工业积累下更好的操作规则，也不能孕育出更多热爱电影的从业人员。面对资本，如何避免冲动、保持理性，是我们首先要想明白的事。”陆川说。
尊重观众，建立科学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
在一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如何平衡票房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和其作为文化产品的艺术诉求，一直是行业内外普遍关注的话题。
“我们的电影评价系统除了票房没有第二个标准，这其实让每一个导演都很困惑。”导演宁浩说。几年前，他到美国好莱坞交流，临行时获赠了一套光盘，“他们说，这是我们得过奥斯卡奖的影片，送给你收藏，我们也拍过《变形金刚》那样的大片，就不送你了。”这次交流让宁浩感触颇深，“我们的电影人不能没有票房之外的精神追求，这不应该是我们拍电影的意义。”
事实上，在电影创作中，艺术与商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从来都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诉求，但二者的有机结合也必须建立在专业化和有充分机制保障的基础上，而这也恰恰是尚且年轻的中国电影产业与历经上百年产业积累的好莱坞之间的差距。
“在《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拍摄过程中，与迪士尼同行的合作让我想起了十年前进北影厂的经历。我当时在北影厂先当场记，再给谢铁骊导演当副导演，学到那些电影的规律，在如今热热闹闹的行业里被很多人遗忘了，但这些规律，小到具体的拍摄制作细节，大到一个人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在好莱坞的片场里都还在，这是电影人对创作应有的认真和尊重。”陆川说。
树立文化自信，用中国故事传递精神价值
当前，电影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一方面，今年国内电影市场增速放缓，尤其是暑期档较去年同期零增长，让电影从业人员意识到观众对电影类型、题材、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国产电影与进口影片的角力逐渐升级，2018年开始，进口影片的数量将更多，发行渠道也将更多样。那么，中国观众究竟想看什么样的电影?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
“我一直认为中国电影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本土化。”宁浩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电影人在进入行业之初，尤其是在学习类型片创作的过程中，都是从国外书籍和电影开始的，但他逐渐发现，文化创作并不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平移。“我觉得必须从自己的文化当中寻找有可能呈现的结构形态和故事形式，美国白菜萝卜到了中国不能还按照美国那个办法种，它转移了一块土地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这是非常大的变化。同样的道理，美国的类型片到了中国也不能直接移植不改变。”他提出，电影创作者要坚定自我文化意识，并且从传统文化和当下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种意识。“对于我个人的创作而言，相信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和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发现的事情，这是特别有意义和价值的出发点。我觉得只有坚定了这个认识，我才能创造出比较符合我们本土观众口味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