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国足球也迎来了又一大喜讯—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与其他几项会议审议通过的“规定”、“方案”、“意见”相比，这一足球改革方案被放在第一项提出，发展振兴足球已经被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的制高点，这个“头条”着实足够重磅!
作为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试点和先锋，足球曾给中国带来无限的期望，但途中经历的弯曲和黑暗同样令国人无比失望。随着中国惩治贪腐、铲除毒瘤一系列举动的实施，中国体育环境得到充分净化，中国足球也再次重回正途。这次《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通过，也将足球再次推到体育改革试点的浪尖，中国足球必将抓住这难得的第二春重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中国足球多年的落后现实证明，推动足球改革与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改革足球管理体制，推行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加速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的脱钩。随着《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获得通过，足管中心的领导干部们在同时担任中国足协领导角色多年后，也站在了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如果真心为足球事业做实事，那么能否有勇气脱掉“足球衙门”的官帽?
问：足协领导敢不敢摘“乌纱”?
答：目前足管中心的政企剥离工作已经按部就班地展开。比如，中心副主任于洪臣不再担任中超公司董事长，现任中超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局长的马成全，新任中超公司正、副总经理刘卫东、陈永亮，福特宝公司总经理董铮都已放弃足管中心的事业编制，而中心在中超公司有其他职务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只是兼职，不在公司领薪。
几乎在中国足球刚刚步入职业化轨道的上世纪90年代，“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就广为足球界、职业俱乐部、球迷所诟病，“自己监管自己”的奇葩景象开始困扰着年轻的中国足球。假球、黑哨、贪腐于是污染了整个足球环境。随着几年前，国内足球环境借系列贪腐案得到彻底整治国内足球界愈发意识到，去除足球丑恶、给足球以健康的生存土壤，需要对整个中国足球进行深入改革，而围绕着足球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大任。
足球贪腐案结案后，中国足协在特别会员代表大会上推出了职业联赛理事会这个职业联赛办事机构，这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国足球加速“管办分离”的标志性信号。但不得不说的是，将足管中心一部分享有事业编制的员工暂时借调到职业联赛理事会兼职的做法，其实质内容与政企分开的目标仍相去甚远。就在去年，中超公司总经理的任命还是在足管中心的全员会议上得到正式宣布的，此举也被外界质疑“有违公司法”。
随着足球改革深入，围绕着的足管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必然向纵深方向拓展，包括在中国足协担任副主席职务的足管中心干部们也即将面临重大抉择—要么丢掉官帽，专注于足球具体业务，要么留在中心致力于宏观策略上引导中国足球、监管足球。用一位足球界人士的话说就是，“足管中心领导如果一心投身足球业务，那就要看有没有‘脱皮’的魄力。”
问：如何蓄力助推校园足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强调，发展振兴足球事业关键是把路子走对，长期努力、久久为功，注重打好群众基础、夯实人才根基，从娃娃抓起，从基层抓起，从基础抓起，从群众性参与抓起。要让校园足球、新型足球学校、职业俱乐部、社会足球等各种培养途径衔接贯通，使足球事业发展动力更足、活力更强。
答：羊年春节前夕，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透露，2015年将根据国务院发展足球事业的整体部署，制定《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同时，遴选建设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计划在全国遴选并支持建设首批6000所左右的特色学校、10个左右的试点县(区)。此外，在推进各地普遍开展校内足球竞赛的基础上，分大学、高中、初中和小学四个层级，组织大、中、小学生足球联赛。
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拓宽足球受众面，这是“普及”问题，还要尽可能在量化保障的前提下保障质量，这是“提高”问题。校园足球怎么推进，要看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及国家其他有关部门如何求同存异、默契配合、追求共赢。
中国足球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足球基础薄弱，足球行业管理部门、职业俱乐部急功近利“污染”了国内的足球土壤。中国足球苗子生根发芽都很困难，更何谈茁壮成长?
将足球纳入学校的必修课范畴内的确令人欢欣鼓舞，足球特色学校雨后春笋般的曼妙景象也令人期许，但如何付诸落实却是一道难题。一位曾经参与校园足球工作的足球界人士曾表达过这样的困惑，“足协方面拟定了一套青少年足球教学大纲，但大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获得通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在执行校园足球工作过程中有具体分工，换言之，由体育部门制定的方案，还需要经过教育部门的拍板。”
如果说政策或规范制定的难题可以通过相关部门友好协商解决，那么一些摆在“校园足球”面前的实际困难却需要各方逐个攻坚。正如一位足球界专家提到的，建设6000所足球特色学校，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那么经费来源比例如何确定?学校具体在哪里落地?其选拔和部署依据怎样的标准?谁来制定这样的标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包括发改委、财政、公安等部门如何协同作战?
包括足协、职业俱乐部、媒体人在内的多方人士还普遍提到了几方面疑问，比如，校园足球的师资力量如何保障?“中国足球常年落后也影响到专业教练的业务水平，而在有限的专业教练团队中，又有多少愿意不计回报地投入基层带孩子?”一位职业俱乐部负责人说。中国足协负责校园足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曾经透露，中国足协目前已经拟定计划，派专业教练团队赴基层、校园辅导在校体育老师，“既然教练人数有限，就让有限的教练变成可以培养教练的老师。虽然这个工程进度会很慢，但总要开始做，才能壮大校园足球的师资队伍。”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还强调完善职业足球的重要性，要改革完善足球俱乐部制度。确立足球俱乐部的市场主体地位，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足球运动特点，完善足球俱乐部公司制，完善内部人才使用和薪酬制度。鼓励多元资本投入和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足球俱乐部。改革足球赛事收益分配机制。足球比赛收入和电视转播收入是足球收益的主要形式，合理确定足球比赛收入的分配关系，足球电视转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确保各方取得合理收入。
问：职业足球能否走向共赢?
答：有足球界人士畅想，“相信不久的将来，中超的经营收入不再单独依赖场地广告，版权销售、赛场贵宾包厢经营会让我们的联赛实现真正意义的盈利，中超俱乐部也不会再为每年分得可怜的千余万分红而聊以自慰，中国足球职业人全球招聘也许不久就会挂出。”
那么经过足球行业管理部门管理体制改革，作为中超公司股东的职业俱乐部及其投资人能否真真切切地“参事、议事、主事”，并最终有所收益呢?
曾经在曼联、切尔西俱乐部先后担任首席执行官的肯扬曾经这样说道，“如果说，人才培养是一个国家重视足球的基础工作的话，那么当下，职业足球无疑是一个国家足球的门面，职业足球搞好就会吸引民众的眼球，也许就不必担心没有孩子求着父母送他(学足球)。”
中国职业足球起步于1994年，比起发达足球国家，中国职业足球步子迈得的确有点慢，可是在亚洲，中国足球与日、韩起步不过只有前后脚之别，但经过20年的摸爬滚打，日本队已跃然成为世界强队，韩国队也是世界杯常客。中国职业足球20年多年里留给外界更多是灰暗的记忆，比如“甲B五鼠”、“假球黑哨”、“官员贪腐”。
2004年，一场围绕着职业俱乐部向中国足协索要职业联赛权益的“G7革命”在足球界激起惊涛骇浪，虽然这场风暴在中国足协强势之下最终归于平静，但中国足球界包括中国足协都意识到，中国职业足球联赛长盛不衰，必须严格按照职业规律办事，中超公司也于两年多后应运而生。在处理与职业联赛有关的重大事务上，作为中超公司股东的职业俱乐部需要话语权。俱乐部和联赛欲生存、发展，投资人的诉求需要得到尊重与体现。
部分职业俱乐部代表曾表示，“我们之所以要打造职业足球联盟，并非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找足协夺权，而是希望职业联赛的事儿，可以由职业足球人具体参与意见，需要中国足协作为中超公司大股东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公开透明，希望中超公司在诸如竞赛组织、商务开发的具体问题上甩开足协行政的掣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