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我在我思｜愿更多悲伤的故事迎来希望和转机

【现场·我在我思】

原标题：愿更多悲伤的故事迎来希望和转机

(资料图片)

罗筱晓

近日，一则事关生死的暖新闻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2019年，在浙江工作的湖南人陈某突发脑溢血，后因病情恶化不幸去世。他的妻子吴某与家人决定捐出其肝脏、肾脏和心脏，这让4位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生。

陈某离世后不久，妻子吴某查出了肾病，今年初，她的病情恶化，只有接受器官移植才能完全康复。高额的治疗费和可能长达数年的排队等待肾源的时间让她陷入了困境。得知吴某的情况后，陈某当初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表示按照规定，吴某可以享受移植优先权，并且能免除一大部分移植费用。11月底，吴某接受了肾移植手术，目前已在康复阶段。

这对夫妻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感动了不少网友。有人说“这是去世3年的丈夫‘救’了妻子的命”，有人说“救人者终救己”，还有人说这是“爱的轮回”。

这则新闻让我想起了自己采访过的一个有关器官捐献的故事。2017年，16岁的高中生叶沙（化名）突发疾病去世，他的多个器官被捐献给了7位有需要的患者。后来，其中的5个人组成了“一个人的球队”，替生前喜爱篮球的叶沙圆梦。与上述新闻相似的情况是，叶沙右肺的受捐者正因几年前说服家人捐献了去世妻子的一肝两肾，而在自己病重时获得了移植优先权。

在我国，多地器官捐献条例均明确，器官捐献者父母、配偶、子女等享有移植优先权，于是才有了上述并不多见的“爱的轮回”的事情发生。由于捐献方与受捐方要遵守“双盲”原则，大多数情况下，当捐献者家属签下同意书后，相关故事也就告一段落了。而且，那些同意捐出至亲器官的人，绝不是为了未来某天能得到优先移植权的“回报”。

现实中，促使一些家属做出器官捐赠决定的共同原因往往是：当救治无望，至少还能让亲人最后一次帮助到别人。

一直以来，受传统文化影响，国人大多忌讳活着时谈身后事，人去世后更要讲求“完整”。这意味着，在我国决定捐赠去世亲人的器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其中能接受手术的不到两万人，这中间大多数用于移植的器官还是患者家属捐献的。

在采访中，我深深感到“器官捐献协调员真的很不好干”，因为他们往往要在一个家庭身处悲痛之时跟他们商量“拿走”去世者的器官。这也是诸多从事器官捐献相关工作的人面临的共同难题：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人理性上已意识到器官捐赠的巨大作用，但具体到个人、具体到现实中的选择，仍十分不易。

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不时见诸媒体的器官捐献者与受捐者，大概是最无声又最有力的说服者——曾经躺在病床上危在旦夕的人，走上篮球场投球得分，这幅画面足以震撼许多人。既然死亡这件事终不可避免，是否可以提前选择面对它的方式：给更多的生命以希望，给自己的生命以更大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相关宣传的加强和观念的转变，国人面对生死的态度更加从容、坦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中年人甚至不少90后，自愿前往当地遗嘱库订立遗嘱；截至今年6月，我国器官捐献登记人数已超过了477万……

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这句本是形容教育的话，用在器官捐献这件事情似乎同样合适。今年7月，移植了叶沙肝脏的受捐者不幸去世，按照他生前的意愿，他的眼角膜为两位病人带去了光明。这意味着，那份5年前启程的爱，在第三个人、第四个人身上得到了延续。未来，这份爱很可能还会被传递下去。也因为这份爱，一些原本悲伤的故事迎来了绝处逢生。而这中间的媒介，就是生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