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减、封杀、黑名单 你所不知的至暗时刻-环球快报

韩国电影，向来离不开一个词：「敢拍」。

但每个人在说起这个词时，看到的角度却不一样。

【资料图】

大部分人眼里，这个「敢」字的背后，是韩国电影宽松的环境。

正如今年6月，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大摆宴席。

邀请了一批著名的韩国电影人，包括戛纳载誉归来的朴赞郁、宋康昊，也有老导演林权泽。

同时表达了自己对电影行业的政策——

「只支持，不干涉」

宋康昊与尹锡悦

类似这样的新闻很多，也羡煞了许多人。

发达的电影工业，自由的创作氛围，丰富的人才积累，让韩国这一亚洲小国，成为了全世界电影人梦寐以求的福地。

近年来，就有不少电影人到韩国寻求发展。

汤唯主演了朴赞郁的新片《分手的决心》。

在戛纳舞台大放异彩，在韩国颁奖季也大杀四方。

范冰冰在韩国复出，出演韩剧。

还与多位电影人关系融洽。

陈可辛，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宣布成立「泛亚洲制片公司」，集合亚洲各地的人才创作。

并且，公布了正在开发的5部网剧。

其中就包括一部由章子怡主演的《酱园弄杀夫案》。

恨内娱不争气的，大有人在。

可许多人始终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

韩国电影到底是怎么崛起的？

多少年来，无数的回答都不约而同地指向1999年。

那一年，银幕上有《生死谍变》的热映，660万的人次打破了《泰坦尼克号》的观影纪录。

银幕下有光头运动的如火如荼，成千上万电影人剃发明志，要求政府保证本土电影配额。

这是金大中总统上任后，大力振兴文化事业的第一年。

是《电影振兴法》全面修订，完全推行新分级制度的一年。

是韩国电影至关重要的一年。

但，如果把韩国电影崛起的原因都归结于这一年，或许有些片面。

政策的推行，从来不是掀起浪潮的唯一动力。

而是过去一代又一代的韩国电影人用生命与汗水换来的胜利果实。

事实上，即便是韩国电影腾飞的这二十年，也少不了文艺界人士的争取。

最近一篇翻红的旧文，就道出了真相。

朴槿惠时期曾将宋康昊、朴赞郁拉入文艺界的黑名单。

《共犯者们》中李明博也在各种打压公众电视台。

我们所以为的韩影自由，并非那么理想。

环境的影响固然重要。

但，如果将别人的成功与自己的摆烂，全都归结于环境，恐怕也是一种推卸责任式的自我安慰。

今天特来大家扒一扒：

韩国电影曾经最黑暗的时刻，以及他们的努力——

1987年，是韩国电影最烂的时期。

说出来可能会吓你一跳，那个时期的电影虽然烂，但尺度还不小。

当时影厅里最流行的，就是色情影片。

《请回答1988》里，娃娃鱼就曾带其余两人，偷偷去影院看片。

这股风气，起源于70年代末。

一部女招待电影《O孃的公寓》引发了观影狂潮。

之后的十多年里，韩国拍摄了大量相似套路的影片，还被冠以了一个专有名词「女招待电影」。

故事的主角都是来城市打工的乡下女孩，她们单纯、善良、漂亮，然而命运的打击下一步步沦落为妓女。

看似是一种通俗的现实主义题材，但真正做到精品的只有极少数。

大部分都是靠情色猎奇来诱惑观众，再用卖惨来赚取廉价的共情。

1982年女招待电影《爱玛夫人》大热

而推波助澜这一局面的，则是全斗焕的军事独裁统治。

为转移民众的不满，他从1982年开始推行3S政策——运动（Sports）、银幕（Screen）、性（Sex）。

对电影情色内容的检查，也削弱了力度。

1984年《一发不可收拾的情欲》

看似自由发展，实则真正有深度、反映现实的电影都被扼制。

导演李元世就是代表之一。

1981年，反映社会问题的《矮人射出的小球》在上映前遭到删减。

1985年，反美意识过强的《女王蜂》，再次遭到大量删改。

1985年《女王蜂》

删减后上映，还算是好的。

还有更多的本土电影根本无法走进电影院。

那时的韩国影迷想看一部优秀的本土电影，基本没有。

只能靠中国香港电影和欧洲艺术电影，满足文化需求。

但，正是在如此糟糕的时刻，新一代年轻电影人开始采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游击战」形式，开启了韩国电影的新浪潮。

一个独立电影团体诞生了，他们化名「长山串鹰」。

使用低成本的16mm胶卷或录像带，搭配手持摄像机，灵活地捕捉人们的真实生活。

1989年，长山串鹰制作了反映光州事件的《哦！梦之国》。

其中的两位导演，很快被捕。

长山串鹰也登上了政府黑名单。

但他们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在第二年又拍出了《罢工前夜》，呈现了当时的韩国工人运动。

他们亲身走进罢工中的工厂，实景拍摄。

甚至直接邀请当地的工人，出演影片。

由于技术原因，《罢工前夜》无法在影院上映。

只能在各个大学和工厂，进行流动放映。

即便如此，也遭到了军政府的极力阻挠。

甚至，一度调来军用直升机，在校园上空盘旋搜查，逮捕放映人与观众。

但，仍有不计其数的人前往观看。

据不完全统计，《罢工前夜》的观看人次，超过30万。

这也逐渐演变为一场现象级的韩国电影运动。

几乎同一时期，不少新锐电影人也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创作。

其中，以朴光洙、张善宇、郑智泳等导演为代表，接连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题材电影。

他们走上街头，将镜头对准最普通的工人阶层、边缘群体。

这些导演，大家可能并不熟悉。

没关系。

只需知道，这些导演在韩国电影界的地位相当之高，对后辈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比如，朴光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沧东导演的电影引路人。

他们所兴起的这场新电影运动，持续时间并不长（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但在韩国电影史上，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

时间来到1993年。

刚好是距今将近30年前。

这一年，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跌至历史最低的15%。

外国电影的年进口量，则从八年前的27部，激增到了347部。

《侏罗纪公园》等好莱坞大片，来势汹汹。

先进的特效、高昂的成本、成熟的工业化，无不吸引着观众注意。

彼时的韩国本土创作者，被逼上了绝路。

可以说，1993年，韩国电影到了至暗时刻。

如今，大部分人都知道韩国电影人抗议银幕配额削减的光头运动。

但实际上，他们从1980年代就开始持续地进行抗议。

1988年，电影人甚至停工一个月，在各大电影院门口进行示威，抵制银幕配额的削减。

到了1993年，死守银幕配额更是成为了所有电影人的目标。

可惜，当时的抗议并没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在普通观众的眼里，是因为本土电影烂，所以才让好莱坞大片占据了市场。

在这种僵持下，一位老导演闯出了一条血路。

他，就是林权泽。

林权泽是个很传奇的导演，从1960年代活跃至今，拍摄了百余部作品。被誉为韩国电影的活化石。

从1970年代末，他开始不再刻意迎合大众，而是深耕传统民族文化的电影，拍摄了许多艺术价值极高的佳作。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导演虽然值得尊重，但能拍出卖座影片吗？

是的，他拍出了一部现象级爆款——

1993年上映的《西便制》。

西便制，是朝鲜清唱(潘索里)的一种流派，起源于18世纪中叶。

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日益失去市场。

林权泽的电影，讲述了一个技艺高超的流浪艺人，过着颠沛流离的贫苦生活。

他不在乎吃饱穿暖，不在乎业内名声。

甚至不在乎基本道德，有时会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以填饱肚子。

他只在乎一件事，就是将自己毕生所学，传授给一对儿女。

影片结尾，儿子出走，老艺人病死。

仅存的女儿双目失明。

但她并未放弃，一路摸索着四海为家，成为扬名的潘索里大师。

作为一部小成本文艺电影，《西便制》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票房奇迹。

仅在首都就创下了100万观影人次的纪录，极大地鼓舞了韩国本土创作者。

这部影片的成功告诉所有电影人：

低成本的民族电影也能与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下。

林权泽并非孤例。

像这样成本不高的民族电影获得票房奇迹，在韩国还发生过很多回。

比如，2005年的《王的男人》。

讲述两个以滑稽戏谋生的杂耍艺人，误打误撞成为了王的戏班子。

在当年也是引发了观影狂潮。

乍一看，这是一部古装同性题材。

但，导演李濬益所揭露的，是整个封建体制的牢笼。

僵化的封建礼教吞噬了所有人性与真情，甚至连王都逃不出这囚笼。

此后数年，李濬益又接连拍出了《思悼》与《兹山鱼谱》。

两部片的豆瓣评分高达8.5与8.8。

前者的观影高达620万，票房位列韩影年度第三。

两部影片，都深刻批判了君臣父子的儒家纲常，对士大夫阶层进行辛辣讽刺。

林权泽与李濬益的成功，对中国电影其实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常常想学习韩国的犯罪类型片。

但土壤不同，总是难以奏效。

而这类古装电影，其实与我们的文化渊源却有相似之处。

并且，我国的浩瀚历史时空，本就存在大量的好题材。

古装电影的成功，未必要满城尽带黄金甲。

韩国电影的崛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无数电影人漫长的努力，一点点推动的结果。

就拿许多人羡慕的分级制来说。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面所说的独立团体「长山串鹰」拼死换来的结果。

他们从1988年成立，因拍摄电影未经批准上映而被捕。

1991年开始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认为自己的被捕违宪。

直到1996年，才得到判决。

这次判决，为后来的韩国电影分级制推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律依据。

之后的推行政策，也都是顺水推舟，开花结果。

而抗议银幕配额运动，他们也从未停歇。

1999年著名的「光头运动」，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长达两个多月的抗议，最终以电影人的胜利告终。

政府许诺，维持146天的本土电影上映期。

但，这个许诺仅仅持续了4年。

新政府上台后，削减银幕配额又提上议程。

2006年，韩国电影人再次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可惜的是，这次他们以失败告终。

银幕配额，从每年放韩片146天减半为73天。

张东健抗议削减电影配额制

也就是说，这次抵制银幕配额削减的运动，实质上只是延缓了政策推行，但并没有改变最终的结果。

韩国电影人，只能在减半的银幕配额下，用更优质的电影与好莱坞大片竞争。

他们开始积极地汲取好莱坞类型片的养分。

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与本土议题巧妙结合。

1999年，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上映。

此片借欧美谍战片的外壳，聚焦于南北题材的内核。

一经上映，便打破了《泰坦尼克号》的票房纪录，也拉开了韩国类型大片的序幕。

2001年，《我的野蛮女友》横空出世。

这部爱情喜剧片，带领韩国本土电影，将市场份额冲破了50%。

在整个泛亚地区，都产生了现象级影响。

而现实题材，也日益受到青睐。

越来越多导演，开始大胆尝试改编真实事件。

2003年，《实尾岛》和《杀人回忆》接连实现了「千万观影人次」。

那一年，韩国总人口，仅为4789万。

2020年奥斯卡颁奖礼上，奉俊昊击败了马丁·斯科塞斯，获得最佳导演奖。

台上，他向自己的偶像致敬。

他们这一代人，都曾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学徒。

而在三十年后，巨大的技术代差，几乎被抹平。

事实上，在银幕配额被削减后，韩国电影人并没有气馁。

而是用优秀的本土创作，在数量和成本完全不占优势的形势下，抢占了近半的市场。

图源：凡影周刊

而之后的十多年里，韩国电影又实现了全球化的文化输出。

从欧洲三大电影节，到奥斯卡，尽数被他们手入囊中。

可见，只有基于本土创作，才有真正做到文化的自信。

电影从来不只是电影。

其影响力，也是直接作用在社会上的。

《梨泰院杀人事件》，推动了1997年的案件重审，两名嫌疑人在2015年被引渡回国。

《熔炉》上映后仅37天，韩国国会便以207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

《辩护人》上映后第二年，当年的5名被告改判无罪，时隔33年后沉冤得雪。

「韩国什么都敢拍，但什么都不改。」

这句常见的言论，早已成为了一句无知的笑话。

但，电影其实又只是一个缩影。

点开《共犯者们》，可以看到无数韩国记者的奋斗。

面对韩国的政府操纵、官商勾结，他们飞蛾扑火一般，捍卫新闻自由。

但，正如卡夫卡曾说的。

「冬天用斧头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打不破的，可是会惊醒冰面下的鱼。」

鱼叔说了那么多，其实只想表达一点：

谁都曾跌至谷底，谁都会遭遇至暗时刻。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绝望，不能丧失信心。

对于好电影的创作，我们决不能放弃。

林权泽导演曾在光头运动中说过一句话：

「为了保卫韩国电影，我们甚至可以去死。」

为了中国电影，我们又能做到怎样的地步呢？